《今天》文学双月刊
　第二期

 

目录 

十月的献诗　（诗•一首）	芒　克
相信未来 （诗•外二首）	食　指
眼睛 （诗•外二首）	北　岛
生日 （诗•外一首）	方　含
冷酷的希望　（诗•一首）	艾　珊
归来的陌生人（小说）	石　默
路口（小说）	崔　燕
瓷像（小说）	万　之
哑吧姑娘（小说）	林　露
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和文艺民主(评论)	方　思
采一束鲜花献给春天(画评)	夏　朴
问……(随笔)	静之哗
鸡神(翻译小说)　［苏］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	歌还　译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和亚·布洛克	支波编译
西德“四·七社”简介	程建立编译
秋之魂(摄影作品)	山风摄
诗歌、小说插图	晓　晴

　　

 

 

十月的献诗

 

庄  稼

秋天悄悄地来到我的脸上，
我成熟了。

 

劳  动

我将和所有的马车一道
把太阳拉进麦田……

 

果  实

多么可爱的孩子，
多么可爱的目光，
太阳像那树上的苹果，
它下面是无数孩子奇妙的幻想。

 

树  林

没有你的眼睛，
没有你的声音，
地上落着红色的头巾……

 

遭  遇

那是个像云片般飘动着的
女人的身影。

 

小  路

那在不停摇摆的白杨
那个背靠着白杨的姑娘，
那条使姑娘失望的弯弯曲曲的路上……

 

风

我很想和你说：
让我们并排走吧。

 

云

我爱你，
当你穿上那件白色的睡衣……

 

河  流

疲劳的人儿，
你可愿意让我握住那只苍白的小手？

 

妻  子

我将把所有的日子
都给你带去！

 

土  地

我全部的情感
都被太阳晒过。

 

沐  浴

孩子赤条条的，
女人袒露着胸脯……

 

钟  声

男人们
从阳光里给女人带回了温暖。

 

垦荒者

我是河流，
我是奶浆，
我要灌溉，
我要哺养。
我是铁犁，
我是镰刀，
我要耕种，
我要收割。

 

日  落

太阳朝着没有人的地方走去了……

 

孩  子

那向我走来的黑夜对我说：
你是我的。

 

露  宿

面对面的坐着，
面对面的沉默，
遍地是窝棚和火堆，
遍地是散发着泥土味的男人的双腿。

 

酒

那是座寂寞的小坟。

 

田  野

在她那孤零零的坟墓上写着：
我没有给你留下什么，
我也没有给你留下我。

 

生  活

那早已为你准备好了痛苦与欢乐！

 

路  灯

整齐的光明，
整齐的黑暗。

 

回  忆

你呀，
这红红绿绿的夜，
又不知该怎样地把我折磨。

 

感  情

猛地惊醒，
便又爱上了寂寞。

 

青  春

在这里，
在有着繁殖和生息的地方，
我便被抛弃了。

 

岁  月

生活向我走来了，
从此她就再没有离开过我。

 

诗  人

带上自己的心！

 

黎  明

但愿我和你怀着同样的心情，
去把道路上的黑暗清除干净。

 

白洋淀

别忘了，
欢乐的时候
让所有的渔船也在一起碰杯。

 

船

到那个时候
我将和风暴一块回来！

 

爱  情

即使你离我很远很远，
我也一定会记着；
是我的，
你全都赋予了我。

 

遗  嘱

不论我是怎样的姓名，
希望
把她留在这块亲爱的土地上。

 

选  择

最好
在一个荒芜的地方安顿
我的生活。
那时
我将欢迎所有的庄稼来到
我的田野。

 

一九七三年

 

 

 

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1968年

原载《今天》第二期 署名：食指

 

 

 

 

 

命 运

 

 

好的荣誉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漂泊。

 

哪儿去寻找结实的舢板，
我只有在街头四处流落，
只希望敲到朋友的门前，
能得到一点菲薄的施舍。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
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

 

哪怕荆棘刺破我的心，
火一样的血浆火一样地燃烧着，
挣扎着爬进喧闹的江河——
人死了，精神永不沉默！

 

1967年

 

原载《今天》第二期 署名：食指

 

 

 

 

 

疯 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
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情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1978年

 

原载《今天》第二期 署名：食指

 

 

 

眼 睛

 

 

星星点点泡沫般的眼睛，
闪烁在沉默的人海里。

 

那是一双呆滞的眼睛，
浓厚地涂满宗教彩漆。

 

那是一双放纵的眼睛，
红头巾、蓝衣角飘来荡去。

 

那是一双紧眯的眼睛，
一只闪着灵活，一只写着权力。

 

……

 

在玻璃窗的影子里，
另一双眼睛幽然清晰。

 

里面印着过去的天真
和未来的希冀。

 

苦，而有趣，
生活永远有意义。

 

你用闪射的雷电，
宣泄了春天的秘密。

 

是的，
春天已不再是秘密。

 

一九七二年

 

 

你好，百花山

 

 

洁白…冰凌…雪地
断路…古松…峰峦
呵，多么壮丽呀
——百花山！

 

深深的呼吸在山谷轰鸣
雪中的脚印被湍云溢满
我采集无数不肯报名的野花
仿佛拾贝在银白色的海滩

 

顺着原始林间的小路
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
一只红褐色的苍鹰落在古松上
用鸟语翻译这林中恐怖的谣传

 

我猛地喊了一声
“你好！百——花——山——”
“你好！孩——子——”
回声响自遥远的瀑涧

 

这回声多么真切呵
大自然的慈祥使我深深不安
泪水顺着面颊缓缓淌下
浸润了孩子久已干涸的心田

 

“该起来了，孩子”
轻轻的气息拂在耳边
雪地…冰凌…洁白
眼前是母亲慈祥的容颜

 

原载《今天》第二期

 

             

   　   

星 光

 

 

分手的时候，
你对我说：别这样，
我们还年轻，
生活的路还长。

 

你转身走去，
牵走了一盏星光。
星光伴着你，
消失在地平线上。

 

花开了，花落了，
徘徊着一缕芳香；
雁北归，雁南飞，
洒遍满天的凄凉。

 

在一个深秋的黄昏，
我坐在分手的地方。
沿着你走去的路，
风带回丧钟的声响。

 

拾起遗忘的手绢，
托付给早来的风霜。
朝你消失的方向，
我牵去了一盏星光。

 

一九七二年

 

 

生 日

 

 

我从外省匆匆赶来
为了同最后的希望告别
为了在生日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远远跟随着送葬的行列
为了在凄凉的夜风里，心灵印上诀别的吻
为了在被抛弃的拂晓，走过空荡荡的大街
为了让并不幸福的童年，在想象中发出蓝色
为了让一缕回忆的烟像雪花一样从心头飘过
让写着新的街名的瓷牌永远为过去贴上封条
让中年主妇客气的笑容医治我初恋的隐痛
为了从清晨的寒风和早操的乐曲中认出我自己
找出我那歪歪扭扭写在墙上的幼稚的热情
让秋天枯草上的霜染白我的鬓角
让我从破旧的篱笆、肮脏的街道和熟悉的人们脸上
找到我最早的生活的诗

 

 

原载《今天》第二期  署名：方含

 

 

孤 独

 

 

在平淡无奇的生活里
我从不躲避孤独
我已习惯了，甚至爱你的忠实
当黎明揭起白昼的帷幕
你陪我走过街道
又同上班铃声一起迎接我
傍晚，推开啤酒店的门
我知道你随着黄色的液体注满我的杯子
当我躺在床上，病魔缠身
你的影子在医院雪白的墙壁上出现
当我游泳时
你像灰色的水雾一样从四面向我包围
风雨之夜，摇曳的树叶间
街灯透出刺眼的白光
你陪我一同漫无目的地走着
像在积水上漂流的一片落叶
节日，当爆竹齐鸣，焰火纷飞
我被欢腾的人流裹挟冲卷
在混乱中，我感到孤独的视线
只有你参透了我的心灵
你和我一同幻想、一同破灭
又一次次地期待幸福
当我的姑娘走向我
从她的眼睛里，从她张开的双手
从她的吻里我又感到你
原来你也在她的心里

 

原《今天》载第二期  署名：方含

 

 

 

冷酷的希望

 

１

风牵动棕黄的影子，
带走了松林的絮语。

 

吝啬的黑夜，
给乞丐洒下星星的银币；
衰老的寂静，
给孩子们带来喃喃的梦呓。

 

２

永不重复的夜，
永不重复的梦境，
淹没在悄悄褪色的晨雾中。

 

３

两双孩子的大眼睛，
躲在阴暗的屋檐下。

 

小天窗已经失明，
再不能采集带霜花的星星；
牵牛花已经喑哑，
再不能述说月光下的童话。

 

告别了，
童年的伙伴和彩色的梦。

 

大地在飞奔……
让后退的地平线
在呼啸中崩溃吧。

 

４

世界真大呀！

 

５

在早霞粉红色的广告上，
闪动着一颗绿色的星。

 

手牵着手，
我们走向前去，
把自己的剪影献给天空。

 

６

在小小的手掌上，
吹出一颗轻盈的柳絮，
让它去揭开雾海的秘密，
让它去驾驭粗野的风。

 

７

是什么在喧闹，
向我们压下来？

 

无数块碎玻璃，
凝聚了大地的色彩，
滚动着烛花的轮子，
向我们涌来。

 

喂，太阳——万花筒，
旋转起来吧，
告诉我们无数个未知的梦。

 

8

乌云奏起沉重的哀乐，
排好了送葬的行列。
太阳向深渊陨落，
牛顿死了！

 

9

天空低矮的屋檐下，
织起浅灰色的篱笆。
无数泡沫的小蘑菇，
栽满了路上的坑洼。

 

雨一滴一滴，
滑过忧伤的脸颊。

 

10

一只被打碎的花瓶，
嵌满褐色的泥沙。

 

脆弱的芦苇在呼吁：
我们怎么来制止
这场疯狂的大屠杀？

 

11

也许
我们就这样
失去了阳光和土地，
也失去了我们自己。

 

12

希望
这大地的遗赠
显得如此沉重。

 

寂静，
寒冷。

 

霜花随雾飘去，
留下朦胧的幻影。

 

13

夜
湛蓝的网
星光的网结。

 

报时的钟声。

 

这庄重的序曲，
使我相信了死亡。

 

14

紫黑色的波涛凝固了，
凝在山涧的小桥下，
凝在碎石的河床上。

 

乌鸦在盘旋，
没有一点声响。

 

15

鸽子匆匆飞去了，
飘下一根洁白的羽毛。

 

孩子呵，
从母亲的血液里，
你继承了什么？

 

16

泪水是咸的，
呵，哪里是生活的海洋？

 

愿每个活着的人，
真真实实地笑，
痛痛快快地哭吧。

 

17

终于
雷声也喑哑了。

 

黑暗
遮去了肮脏和罪恶，
也遮住了纯洁的眼睛。

 

18

一盏昏睡的煤油灯，
用谦卑的飞爆声，
诉说另一个星球的见闻。

 

随着一缕青烟的叹息，
它摘下淡蓝的光轮。

 

19

空中升起金黄的汽球，
我牵住了无形的线绳。

 

我的风筝，
你飘吧
飘过这黑色的海洋，
飘向那晴朗的天空。

 

20

报时的钟声。

 

这庄重的序曲，
究竟意味着什么？

 

21

希望
这大地的馈赠，
显得如此沉重。

 

寂静，
寒冷。

 

一九七三年

　　      
               

启 事

 

《今天》是综合性文艺双月刊。它的任务是：打破目前文坛上的沉闷气氛，在艺术上力求突破，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尽其菲薄的力量；作为年轻一代的喉舌之一，它要唱出人们心里的歌。鞭挞黑暗、讴歌光明，尤其是要面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灵的空间发出正义的回响。

（一）、欢迎广大群众踊跃投稿，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评论、随笔、寓言、翻译作品等。不拘任何形式和文艺流派。由于本刊篇幅有限，一般来稿不宜过长。请勿一稿两投，来稿一般不退还，请自留底稿，并注明通讯地址，以便进一步取得联系。
（二）、为了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本刊准备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与此同时，出版诗歌专刊。欢迎群众投稿，并欢迎专业和业余朗诵爱好者给予大力协助。具体时间和地点请注意西单民主墙等处的海报。
（三）、零售日期和地点请注意民主墙上的出售通知；由于发行数量有限，不能满足所有读者的要求，因此，愿长期订购者请来信索取订阅卡，收到订阅卡后预付五元钱（按正式汇款手续和订阅卡一起寄来）。
（四）、由于人力、纸张、经费的短缺，欢迎一切赞助者给予各种形式的支持和帮助。

 

《今天》编辑部　　79年2月

 

通讯处：北京东四 14条 76号   刘念春
（此地址只作通讯用，不接待来访者）

                                原载《今天》第二期

 

 

归来的陌生人

 

一

爸爸回来了。
整整二十年的劳动改造，从东北到山西，又从山西到甘肃，他就像个被浪头卷进海里的水手，在漂泊中无望地挣扎着，又奇迹般地被另一个浪头抛回到原来的甲板上。
结论是：纯属错案，予以彻底平反。那天，剧协的头头们光临寒舍，宣布这一决定时，我差点跳起来：什么时候你们变得聪明起来了？宣布他是人民的罪人，不也出自你们这些人之口吗？是妈妈的目光，那平静而又痛苦的目光制止了我。
接着就是一场节日大演习：我们从小小的鸽子笼搬进了三间一套的公寓大厦；沙发、书柜、写字台和电镀折椅魔术般地出现了（我总是半开玩笑地对妈妈说，这些都是剧协的道具）；亲友们整天出出进进，把那个沾着漆点的门把手磨得锃亮，连那些多年不露面的叔叔阿姨们也跑来祝贺……好了，你们欢呼吧，歌唱吧，可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爸爸早死了，二十年前，当一个四、五岁的女孩正需要父爱的时候，他就死了——这是妈妈、学校、善心的人们和与生俱来的全部社会教养告诉我的。岂止如此，你们还要我恨他，骂他，可能的话，还会给我根鞭子，让我狠狠抽打他！现在倒好，你们又换了副面孔。让我怎么办呢？哭，还是笑？
昨天晚饭的时候，妈妈变得更加体贴了，不停地往我碗里搛菜。饭后，她毫无表情地从抽屉里取出封电报递给我。
“他？”
“明天到，下午四点五十。”
我捏着电报，直盯着妈妈的眼睛。
“去接吧，兰兰。”她避开我的目光。
“我明天下午有课。”
“找人代一下吧。”
我转向自己的房间，“我不去。”
“兰兰，”妈妈提高了声调，“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啊！”
“父亲？”我猛地转过身，喃喃自语，仿佛被这个词的含义吓坏了。随着一阵不规则的心跳，我明白，是旧日伤口上的肠线一一绷断了。
我合上摊在面前的作文本：五年级二班，张小霞。那个泼辣的女孩子，脑袋总爱微微偏斜，神气多像小时候的我。哎，童年。我们的生活都是从这淡蓝色的封皮后面开始的，是从那些橡皮涂脏的字句和标点开始的，说得确切点，也就是从某种程度的受骗开始的。老师们为生活勾出的光轮，又有哪一道没变成烟圈或铁箍呢？
暗影，从老式的长窗流进来，翳暗桌上玻璃板明亮的部分，整个教研室沉浸在朦胧的宁静之中。我叹了口气，收拾好东西，锁上门，穿过清冷的校园，朝家走去。
灯光闪闪的大厦宛如巨大的电视屏幕，那些闭灯的窗户组成了一幅捉摸不透的影像。一会儿工夫，有的窗户亮了，有的窗户又暗下来。而七层楼的那三个窗户一直保持着原状：一明两暗。我在堆着白灰和杉篙的空场上徘徊了很久。一块歪斜的破木牌上写着：注意安全。
奇怪，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在这个特定含义上都发出同样的声音：爸爸。那些不同肤色、性情和身分的父亲们都从这声音中得到同样的满足。可我却叫不出口。关于他，我又知道些什么呢？除了几张幸存的旧照片保留了一个儿时的梦（也许每个小姑娘都会有这样的梦吧）：他头上缠着白布，像阿拉伯酋长似的坐在大象上，象背铺着华丽的毡毯，金色的流苏垂到地上……再就是几个轰动一时的剧本和一部厚厚的戏剧理论，这些书我还是偶然在废品收购站见到的。还有什么？对了，加上那些倒霉的信件，和钟表一样准时而乏味，装在那些带红框框的牛皮纸信封里，简直就像死亡通知书，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从不回信，后来连看也不看就交给火了。只有一次，雪白的信封上印着只可爱的小鸭子，可拆开一看，扫兴极了，我气得诅咒起所有的丑小鸭来，并且历数它们的恶癖：贪嘴、苟安、吊儿郎当……因为没给我带来好运气。可我又配有什么好运气呢？
电梯开放时间已过，只好一级一级往上爬。到了家门口，我停下来，屏息倾听着。屋里传来电视镇流器的嗡嗡声和一部老片子的陈词滥调。给我勇气吧，老天爷！
我刚打开门，就听见弟弟的粗嗓门：“是姐回来了。”他像打冲锋似的扑过来，帮我脱去外套。快二十的小伙子了，对我却充满了孩子般的依恋，大概是由于我分担了那些年对妈妈来说显得过于沉重的母爱吧。
过道很暗，厨房里射出的灯光把黑暗劈成两半。他，站在对面房间的门口，站在另一半黑暗之中，旁边是妈妈。在他们肩后，电视屏幕的反光一闪一闪的。
死一般的寂静。
终于，他跨过这道光河走过来。灯光，白惨惨的灯光，迅速地在他满是褶皱和斑痕的脖颈和脸上滑过。我愣住了：这个干瘪小老头就是他吗？父亲。我无力地倚在门上。
他迟疑了一下，伸过手来，我的小手完全消失在他那僵硬的大骨节的手之中。这双手和他的身材是多么不相称。
“兰兰，”他的声音很低，有点颤。
沉默。
“兰兰，”他又说，声音变得肯定些了，似乎急切地等待着什么。
可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这么晚才回来，吃过饭了吗？”妈妈说。
“嗯。”我的声音那么微弱。
“都站着干什么？进屋吧。”妈妈说。
他牵着我的手，我顺从地跟着。妈妈拉开灯，啪地关上电视机。我们在长沙发上坐下来。他依然攥着我的手，呆呆地盯着我。我避开了，目光落在窗台上的那个吹气的塑料洋娃娃身上。
令人难堪的沉寂。
“兰兰。”他又一次呼唤着。
我真担心那个洋娃娃会爆炸，红红绿绿的碎片满屋飞舞。
“吃过饭了？”
我用力点点头。
“外面冷吗？”
“不。”一切都很正常，洋娃娃不会破的。也许她会突然像只氢气球似地飞起来，飞出窗口，在那些装满人声、灯光和体温的房屋之上飞翔，去寻找星星和月亮。
“兰兰。”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哀怜和乞求。
突然，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迅速崩溃了。我感到一阵心慌，血液呼呼地涌向头顶。我猛地抽回手，冲出门去，拐进自己的房间，一头扑在床上。我真想痛哭一场。
门轻轻推开了，是妈妈。她走到床边，在黑暗中坐下来，抚摩着我的头发、脖颈和肩头。不知为什么，我浑身怕冷似地颤抖起来。
“别哭，兰兰。”
哭？妈妈，如果我还会哭的话，泪水准是红的，是血！
她拍了拍我的背，“睡一会吧，兰兰，一切都会过去的。”
妈妈走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哼，说得倒轻松，难道这二十年就一笔勾销了？人不是芦苇，不是水蛭，而是珍珠蚌，记忆的沙粒会随着时间的流动变成体内的一部分，一颗颗永不干涸的泪水。
……地下室。蚊虫扑打着刺眼的灯泡。一个遍体鳞伤的老头被绑在木马上，垂着头，嘶哑地呻吟着。我躲在角落里抽泣。膝头被碎玻璃扎烂了，血和泥浆混在一起……
十二年过去了，那时我才十一、二岁。有一天夜里，妈妈失眠了，她忽然搂住我说，爸爸是个好人，是被别人冤枉的。这话在一个孩子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她头一次可能和别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权利了。于是我跑遍了学校、剧协、居委会和红卫兵总部，去向他们证明爸爸的无罪。大祸临头了，那些家伙气势汹汹地带着我到家里追查。妈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着女儿的面，她把所有的话都推翻了，全部罪名都落在我那小小的肩膀上。妈妈后悔了，哀求着，情愿自己去死。可有什么用？我被游斗，干重活，在碎玻璃上罚跪。
……老头抬起血肉模糊的脸：“给我口水喝吧，水，水呀！”我睁着恐惧的眼睛，忘掉了疼痛，紧紧蜷缩在角落里。黎明时分，老头咽气了，我也吓昏了过去。血，在膝头凝固了……
这又能怪妈妈吗？

 

二

天空太蓝了，蓝得耀眼，强烈的反光映在大地上。我扎着蝴蝶结，拎着空空的小竹篮，站在齐腰深的草丛中。忽然，对面的丛林里出现了一头大象，背上毡毯的流苏垂到地上，爸爸头上缠着白布，神气地坐在上面。大象的长鼻子甩来甩去，呼地一下把我卷起来，安放在爸爸身前。我们向前行进着，穿过阳光跳窜的椰林，穿过泉水淙淙的山涧。我忽然扭过头，惊叫起来，背后坐的原来是个小老头，血肉模糊的脸，穿着囚衣，胸前印着“劳改”二字。他嘶哑地呻吟着“给我口水喝吧，水，水呀！”……
我吓醒了。
五点钟了，窗外还是一片黑暗。我顺手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摸出香烟，点燃了一支。我狠狠地吸了一口，感到轻松多了。白色的烟雾在黑暗中扩散，最后顺着那扇打开的小窗飘走了。香烟的火光一明一暗，我竭力想看清自己的内心深处，可除了无所不在的寂静、香烟带来的轻松和恶梦之后恍惚的空虚外，再没有什么了。
我拧亮台灯，穿好衣服，轻轻拉开门。厨房里亮着灯，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谁起得这么早？谁？
灯光下，他穿着件黑布棉坎肩，背身蹲在垃圾箱旁，仔细翻动着什么，旁边摊放着菜叶、鱼头之类的脏玩意儿。
我咳了一声。
他腾地扭过头，脸色煞白，恐惧地望着我。
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响声。
他缓缓地站起来，手背在身后，勉强地笑了笑。“兰兰，把你吵醒了。”
“你在干什么？”
“哦，没什么，没什么。”他慌了，用另一只空闲的手不停地在裤子上揉搓着。
我伸出手。“让我看看。”
他犹豫了一下，把东西递过来。原来是个普普通通的烟盒，除了一角被染脏外，什么也没有。
我抬起头，疑惑地望着他。
“噢，兰兰，”他半秃的头顶上沁出汗珠，“昨天我扔了这个烟盒，忘记检查一下了，万一上面记着什么，让队长看见可不得了。”
“队长？”我更莫名其妙了，“队长是谁？”
“管理我们这些犯人的都叫队长。”他摸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当然，我知道，鞭长莫及，还是找到好，免得……”
我的头嗡嗡响起来。“算了，别说了。”
他紧紧闭住嘴巴，好像连舌头一起咬下来似的。真没想到，我们的对话竟是这样开始的。我头一次仔细打量他。他比昨晚显得更苍老了，凹陷的两腮长满短短的灰白胡茬，刀刻般的皱纹簇拥着无神的眼睛，右耳上端长了个难看的肉瘤。怜悯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那里很苦吧？”
“还好，习惯了。”
习惯了！我打了个冷战。尊严。铁丝网。机枪。纷沓的脚步。沉闷的队伍。死亡。我揉了揉烟盒，抛进垃圾箱。
“再去睡会儿吧，时间还早。”
“睡够了，五点半吹起床号。”他转身去收拾摊开的垃圾。
我回到屋里，把脸贴在冰凉的墙壁上。真受不了，就这样开始，往后该怎么办呢？他过去不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吗？时间之手啊，你如此残酷冷漠，把人像泥巴似地捏来捏去，你在一个女儿没有记清父亲的真实面目之前就把他毁了……我终于冷静下来，把东西塞进提包，穿上外套。
经过厨房，我站住了。他正在水池旁，用小刷子在刷洗那双大手，绿色的肥皂沫像树液似地滴落着。
“我去上班。”
“这么早？”他那么专心，连头也没抬。
“习惯了。”
我没有开灯，沿着黑暗，沿着一级级楼梯走下去。

 

三

连续好几天，我回来得很晚。妈妈问起，我总是推说学校有事。一到家，我就躲进厨房匆匆扒几口剩饭，然后一头钻进自己的小窝里。我很少碰上他，即使碰上也几乎说不上一句话。然而，在他的无言之中似乎包含着极大的内疚，似乎在为那天早上道歉，在为他的不期而至道歉，在为我没有欢乐的童年以及这二十年和整整一生道歉。
弟弟总像个密探似地跑来汇报情况，什么“他种了一盆干巴巴的怪草”、“他一下午死盯着玻璃缸里的鱼”、“他又烧了一张纸条”……我毫无反应地听着。对我来说，这都不过是那天早上的继续，没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奇怪的倒是弟弟，说起这些事来那么平淡，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心灵负担的沉重感。这也难怪，他生下来那天爸爸就远走高飞了；再说这些年他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加上我和妈妈的翅膀轮流搭在外婆的小窗上，他从未见过险恶的天空。
晚上，我正躺在床上抽烟，有人敲门。我把烟蒂迅速塞进小铁盒里，妈妈走进来。
“又抽烟了，兰兰？”
我若无其事地翻着枕边的一本小说。
“一股烟味，把小窗打开。”
谢天谢地，总算没唠叨什么。不过我随后发现，妈妈的神色不对。她在小书桌旁坐下来，随手拿起陶瓷骆驼的笔架，端详了一番，又放回原处。按外交辞令怎么说？会谈，对，正式会谈……
“兰兰，你不小了。”妈妈在斟酌字句。
开始了，我洗耳恭听。
“我知道，你从心里怨我，怨他，怨世界上的一切人，因为你吃够了苦头……兰兰，可吃苦的并不是你一个人呀。”
“妈妈。”
“你将来和建平结了婚，有了孩子，你就会理解一个母亲的痛苦了……”
“我们不要孩子，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将来负责的话。”
“你在责备我们，兰兰。”妈妈痛苦地说。
“不，不是责备。我感谢你，妈妈，你这些年来不容易……”
“你以为他容易吗？”
“他？”我停顿了一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做为一个人来讲，我尊重他的过去……”
“不尊重他的现在？兰兰，你要知道，他活下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妈妈，问题不在这里。你这样说，因为你们共同生活了很多年，可我，我不会虚情假意那一套……”
“什么话！”妈妈生气了，提高了嗓门，“至少一个人该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吧。”
“责任？义务？”我笑起来，不过比哭还难受，“这些年没少听到这种话。我不想再失去什么了，妈妈。”
“可你又得到过什么？”
“真实。”
“这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真实！”
“没办法，”我摊开手，“生活就是这样。”
“你太自私了！”妈妈砰地拍了下桌子，愤然站起来，脸上松弛的肌肉颤抖着。她怒冲冲地望了我一会儿，然后走了，重重地把门带上。
自私，我承认。这些年来，自私是一种本能，一种自卫的手段。除此之外，我还能靠些什么呢？也许我不该惹妈妈生气，也许我真该做个好孩子，爱爸爸，爱妈妈，爱弟弟，爱生活，也爱自己。

 

四

课间休息，我走进传达室，给建平打了个电话。
“喂，建平，晚上你来一趟。”
“有什么事吗？兰兰。”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他大喊大叫着，声音显得嘶哑而疲倦。
“他回来了。”
“谁？你父亲？”
“聪明人，来帮帮忙吧，我的处境糟透了。”
他笑了起来。
“哼，你还笑，小心点儿！”我握紧拳头，在话筒上碰了碰。
真的，建平有种化险为夷的本事。那年，生产队长扣发我们知青点的口粮，就是他，领着大伙全部夺了回来。别瞧我平时挺厉害，一到关键时刻，就只好躲到他那宽大的肩膀后面去了。
下午没课，我提前赶回家。妈妈在桌上留了张条子，说她和爸爸去看望老朋友，回来吃饭。我和好面，剁了馅，准备包饺子。
建平来了。他带来一股新鲜而寒冷的气息，两腮冻得通红，洋溢着一股健康的生命力。我一下子偎依在他身上，脸颊贴在他胸前冰冷的钮扣上，像个受了委屈而又无处诉苦的孩子。我什么也没说，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亲热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包饺子，边包边说笑。由于感激，由于轻松，由于亲热后茫茫然的困倦，我差点掉下眼泪。
弟弟回来了，他扔掉工作服，喝了口水，又一阵旋风似地飞出去。
他们快八点才到家。一进门，真让他们吃了一惊。随后，妈妈流露出和解与母亲式胜利的微笑；爸爸的表情要复杂得多。除了往日的歉意外，还有种似乎一时承受不住的惊喜，和一点点预防性的畏惧。
“这是建平，这……”我的脸憋得通红。
“这是兰兰的父亲。”妈妈补充说。
建平伸出手，打雷似地说：“叔叔，您好！”
爸爸抓住建平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你、你就是建平，好，很好……”
建平得体地问候了几句，更让老头子高兴得不知所措了。我心里清楚，他的高兴倒不是为了这么几句话，而是感到在他和我之间终于找到了一座桥梁，结实而可靠的桥梁。
饭桌上，大家显得很融洽，至少表面上如此。几次短暂的冷场被建平的笑话遮盖了。他的谈吐那么机智、活泼，让我都有点吃惊。
饭后，爸爸拿出铁筒装的中华牌香烟招待建平。于是他们从烟草的英国烤制方法谈起，谈到土壤的盐碱性、花生的虫害和葡萄的嫁接。我在旁边坐得笔直，像个橱窗里的模特儿似的微笑着。
忽然，我的微笑一点一点消失了。这难道不是一场戏吗？建平是主角——一个能干的女婿，我呢，则是个温顺安静的新娘。为了鬼才知道的理由，大家充分地表演着，力图在这场表演中忘掉什么。表演着欢乐，表演着安宁，表演被掩饰的痛苦。我忽然觉得，在这个家庭支离破碎的痛苦中，建平是个外人。
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打量建平。他的声调、手势，甚至连模样都有一股陌生的味道。这是不真实的，这不是往日的他。难道陌生也会传染吗？可怕。
建平匆匆投来询问的目光，似乎在期待着我对他扮演的角色报以赞许的微笑。这更让我感到厌恶，既厌恶他，也厌恶自己，厌恶这构成世界上欢乐与痛苦、真实与虚伪、善与恶的一切。
他察觉到这一点，于是收住话题，看看表，礼貌周全地又说了些废话，站起身来。
像往常那样，我送他去车站。可一路上，我一言不发。和他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颓丧地把手插在口袋里，踢着一块石子。
前面一幢大厦遮蔽了夜空。我感到孤独。我多么想知道，在这无数个痛苦、破碎的家庭的集装箱后面，人类是怎样生存的。而在这个集装箱里，记忆太可怕了。它只能加深痛苦，分化每个家庭，直到一切化为粉末。
到了车站，他背对着我，望着远处的灯火。“兰兰，还用我来解释吗？”
“不必了。”
他跳上车去。红色的尾灯一明一灭，消失在街道转弯处。

 

五

今天学校开运动会，真懒得去。昨天下午，张小霞一直缠着我，非让我去看看她的百米赛跑。我只是笑了笑，没答应。她撅起小嘴，用手帕扇着剧烈运动后汗淋淋的脸颊，赌气地望着窗外。我扳过她的肩膀：“去，行了吧？”她漾出酒涡，不好意思地挣开我，跑了。欺骗一个孩子是多么容易啊。
我伸了个懒腰，开始穿衣服。冬日的阳光透过罩着水气的窗户，显得又朦胧又安静，仿佛是睡意和梦的漫延。我走出房间，静悄悄的，显然都出去了。我洗了个头，把脏衣服泡上，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一切就绪后，我坐下来吃早饭。忽然感到背后有人，扭头一看，原来是爸爸，他呆呆地站在厨房门口，直愣愣地望着我。
“没出去？”我问。
“哦，没、没有，我在阳台上。你今天不去学校了？”
“不去。有事吗？”
“我想，”他犹豫着，“和你走走，去公园，行吗？”他的声音里含着哀求。
“好吧。”我虽然没回头，但感到他的眼睛都亮了。
天气暖和，早上的雾气还未褪尽，挂在房檐和树梢上。一路上，我们几乎没说话。只是进了公园，他指着路边高高的白杨树说：“最后一次，我带你来这儿，它们刚刚栽下。”可我一点也记不清了。
沿着林荫路走了一阵，我们在湖边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前面的水泥平台上，几只风雨侵蚀的旧木船翻扣着，上面落满厚厚的灰尘和枯叶。水面结着冰，不时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点燃了一支烟。
“还是那些船。”他若有所思地说。
“嗯？”
“船还是老样子。你总喜欢坐在船尾，光着脚打水玩，一边玩一边嚷：‘汽艇！汽艇！’”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回忆的微笑，“人家都说你像个男孩子……”
“是吗？”
“你喜欢刀剑，喜欢手枪，一进玩具店总得全副武装才肯出来。”
“因为我不知它们的用处。”
顿时，他的脸上罩了层阴影，目光也暗淡了。“那时候，你还小……”
沉默，长久的沉默。船，靠岸了，翻扣在这里。扣着一个女孩傻里傻气的尖叫，扣着父亲的无忧无虑的微笑，扣着汽水瓶盖、蓝缎带、小人书，还有玩具枪，扣着泥土四季的气息，扣着二十年的岁月……
“兰兰，”他突然说，声音低微、颤抖，“我、我对不起你。”
我浑身一震。
“你妈妈讲起你这些年的生活，我心如刀割啊，孩子有什么罪？”他的手在空中痉挛地抓了一下，贴放在胸前。
“别提这些了。”我轻声说。
“说心里话，这些年我是在为你活着。我以为自己赎了罪，孩子会生活得好些，可是……”他哽咽了，“责备我吧，兰兰，我没有能力保护你，我不配做你的父亲……”
“不，别，别…… ”我颤抖着，浑身软弱无力，只剩下摆手的份儿了。我是多么自私啊！自私得怯懦，自私得卑鄙！我只想到自己，只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甚至把痛苦当成一种享受，当成一堵防御别人的墙。可他是怎样生活的呢？是为了你，为了你的自私，为了你的无情！难道血缘的呼唤竟如此微弱？难道被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在我心中完全泯灭了吗？
“……二十年前，临离开家那天，正好是个星期天。下午的车，可我一早就走了，我不愿意让你记住这一幕。站在你的小床前，我扑簌簌地掉着眼泪，我心想：‘小兰兰，咱们还会见面吗？’你睡得那么香，那么甜，圆圆的小酒涡……头天晚上临睡前，你搂住我的脖子悄悄说：‘爸爸，明天带我去玩吧？' ‘爸爸明天有事。’你撒娇了，不高兴地撅着嘴。我只好答应下来。你又追问：‘去划船？' ‘划船。’就这样，你心满意足地去睡了。可我欺骗了你呀，兰兰，第二天醒来，你该怎么想啊……”
“爸爸！”我脱口而出，一头扑在他肩上，痛哭起来。
他用颤巍巍的手抚摩着我的头。“兰兰，我的孩子。”
“宽恕我吧，爸爸！”我泣不成声地说，“我还是你的小兰兰，永远是……”
“我的，小兰兰，永远。”
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在湖上盘旋，怪声怪气地叫着，给这萧瑟的冬景更添了一层凄凉。
我伏在爸爸肩上哭了很久。泪水，一滴滴渗进他那件旧外套的粗呢子里。我似乎闻到了辛辣的烟草味，混杂着汗碱和泥土的气息。我似乎看见他在沉重的劳动间隙，疲倦地靠在土堆旁卷着烟，从看守叉开的两腿之间眺望着远方。他拉着小车，在泥泞的路上艰难行进，车轮吱吱叫着，甩出黑色的泥块。皮靴。他一锹锹挖着土，用力甩向坑沿。皮靴。他端着饭盆，贪婪地喝干最后一口菜汤。皮靴……我不敢再想了，不敢。我对苦难的想象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他，正是生活在人们想象力之外的地方。一分一分，一天一天，天哪，整整二十年啊……不，苦难中人们应该是相通的，苦难比欢乐更能沟通人们的心灵，即使这心灵已经麻木，己经衰竭……
“兰兰，你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串美丽的绿项链，“这是我临离开那里做的，用旧牙刷把，我想送给你一样礼物，可我又怕你不喜欢这土里土气的玩意儿……”
“不，喜欢。”我接过项链，用手指轻轻拨弄着，这一颗颗经过磨难的心……
回去的路上，爸爸忽然弯下腰去，捡起一张纸片，在手中翻来翻去。我冲动地挽起爸爸的胳膊，把头贴在他肩头。我心里明白，这是由于新的陌生，由于企图抗拒这种陌生而引起的。
在这条林荫路上，我似乎看到了二十年前的情景。一个扎着蓝缎带的小女孩，双手掌握着平衡，顺着水泥路沿摇摇晃晃地走着。旁边走着一个风度潇洒的中年人。他们之间，隔着一排刚刚栽下的小杨树。而这小树，在迅速地膨胀着，伸展着，变成一排不可逾越的巨大栅栏。标志是二十圈不规则的年轮。
“爸爸，走吧。”
他丢下纸片，用手帕仔细地擦了擦手。我们又朝前走去。
我忽然想起了张小霞。这会儿，她准是正在参加比赛呢。背后升起一缕信号枪的白烟，在向后退去的无数张面孔和尖锐的呼喊声中，她正用胸部去撞击终点的白线。

 

原载 《今天》第二期    署名：石默

 

 

问……

静之哗

 

如果爱因斯坦不是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手，他能够创立相对论吗？如果他不曾醉心于音乐的和谐，他能大胆地追求时空的和谐吗？光速不变和事件不依赖于坐标系，这两个原理简明而又完美，不正像贯穿在宇宙奏鸣曲中的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吗？
“原子弹之父”为什么恰巧是个古典文学的酷爱者？莫不是奥本海默从普罗米修斯那里领受了启示，要把庞大的能源偷来人间？或者，他也像浮士德一样想与魔鬼打打交道？如果他的浪漫气质没有达到自由奔放的境界，他是否能够承担起命运的委托，完成千秋的伟业？
科技革新仅仅要求人们积累知识和训练思维吗？还是也要求对于生活的领悟和对于美好的追求呢？也许，“科学的想象力”或“科学灵感”要插上艺术的翅膀才能自由飞翔吧？也许，“科学的鉴赏力”或“科学造诣”要经过艺术的锤炼才能炉火纯青？
有些人不以为然。
要不，《驯火记》的作者为什么要去塑造一个安德烈——一个不懂艺术、没有爱情却缔造了宇宙火箭的“书呆子”？为什么有些自称为先进的作家要把科学工作者描绘得森严可畏、冷气袭人？（大多数生活中的科学家远远不是那个样子！）是因为作者自己想垄断维纳斯吗？还是出于嫉妒而企图阻挠热爱生活的年轻人投身科学呢？为什么他们对于青春幻梦、人世悲欢总是噤若寒蝉？为什么对于心灵艺术、天地情长往往琵琶遮面？
我无保留地相信陈景润是一个寡欲到近乎怪癖的伟大的数学家，而且我尊敬他的专一；这正如我相信古代有一个农夫在树下捡到了一只撞死的野兔一样，而且我羡慕农夫的幸运。
但是，一个民族想要进入科学时代，绝不能只等待献身者的努力；那个农夫想要富裕起来，能不能指望“守株待兔”？
能不能不给千里马吃草？能不能只要第二层楼房？能不能在贫瘠的艺术土壤上长出茂密的科学之林而不是几棵孤苗？能不能封闭艺术的灵感而呼吁科学的创新？

 

原载《今天》第二期

 

 

路 口

                             崔 燕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她披着一条绯红色的围巾站在街口。她不太喜欢这围巾，颜色艳了点，而今天她正好已经二十八岁了。临出门时，爸爸一手搔着斑斑白发，一手捶着腰，带点自足的神气说：“歇两天，也该抽空看看给你帮忙的伯伯阿姨们，这些日子老爸爸为你可没少忙活。”妈妈则说：“叫小王开车送你一趟吧。不用？那就戴上围巾——外边下雪了。对了，别忘了看看你自己的衣服料子。”
眼前是通衢大道，她却拿不定主意往哪走。想出来不过是因为心中有点烦，为什么呢？她说不上。雪在无声而又热烈地飘落着，姑娘用手理了理典雅地盘在脑后的发辫，打算围起围巾——“萍姐，我喜欢你的头发，像道小瀑布，不，瀑布没有这样安静……”一个梦幻的声音轻柔地响起来了，仿佛还带着男孩子口中的暖气掠过耳际。她觉得心中有些刺痛，像针尖那么尖锐。她定了定神，感到手上微微有些凉，一片晶莹的雪花融化了，像是一个迅速消退的笑容。
陈萍萍复员回到北京不过两天，然而在她看来，八年的部队生活已经平淡的恍如隔世了。她抄过机要文件，也写过上报纸的稿件，她从文书一直作到了大军区政治部的干部；她顺利地入了党；她被许多青年干部爱过；她回到了北京；她的父母将为她安排舒适的工作，有太多的人称赞她，她永远是谦和而又宁静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唯其如此，她才觉得一切都太平淡，索然寡味甚至若有所失。她望望街上，大批自行车飞驰而过，一个小孩东张西望地吃着一串糖葫芦，写着“评水浒，反复辟”的粉红标语在灰色的墙上显得很惹眼。“我好想在找什么，”她想，随即又解嘲地一笑，好像身边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北京人已经洞察了她的心理一样。不过，她不否认她确实怀着一种隐约模糊的期望，她不想坐车，只想信步走走看看。
转过北京饭店新楼，进了王府井南口，她立刻感到一种不适，“这鲜红的围巾，洗白的军装太招眼了，”她想。纵横穿行的人流，早亮的灯光，喧闹的声音和飘然而下的雪，使她有些迷乱，只是被人群挟裹着盲目地走着，几乎有点后悔不该来这热闹地方。一瞬间，她隐约觉得身后有人尾随着她，低低的话语清晰地敲击着她的耳鼓，“嘿，这姐们儿够爽的，来这半天，就这‘密儿’可以，八成有戏……”。她的脑子“轰”的一下炸了。
这种语言她并不陌生，八年前就听到过，而那时……
——“萍姐，你躲开，小子们，往这儿招呼！”
——“鲁生，你流血了？！”
——“没事，萍姐你拉着我的手”
……她下意识地伸出手——身边并没有人——心头“怦怦”地跳着，几乎跑了起来，一丝因失却而来的惆怅也苦苦地咬住了她的心。身后的人紧跟不放……
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响了起来，“哥儿几个，哪儿去？”一个猥亵的声音答道：“狼眼，瞧这个穿军装的，风水不得了，得，发给你了……”一阵嬉笑，几个人停住了步子。本已拉开了距离的陈萍萍回头一看，一个双手插在衣兜里的瘦个子，不慌不忙地跟了上来，她不顾一切地跑了起来，不知为什么她不想喊，而那人也从从容容地迈着大步跟着。
姑娘猛然站住了，眼前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橱窗。她努力地镇静自己，又后悔为什么没穿军装，可这并不能阻止一只手坚定地搭在她的肩头。她的头发直竖起来，却没敢回头。
“别跑呀，瞧我这一脑袋汗，借手绢使使，啊？”声音平静而又彬彬有礼。
姑娘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狠狠地抖落了对方的手。
“嗬，怎么客气呀，我并没有恶意，跟你说点事行吗？其实我也是头一回这么……直率，这么交朋友的可不只你我，这么正经，下回见面就不好说话了呀。”一只手又悄悄地攥住了姑娘的胳膊。
陈萍萍忍无可忍地转过身去，狠狠地举起了手臂，然而那手臂却停在空中，她惊呆了。
“鲁生？！”
“萍姐……”
橱窗中的灯光骤然一亮，照出了对方同样骇然的面孔。

这正是何鲁生。他穿着一件油污的浅棕色风衣，绿色的哔叽裤子复盖着棕红的三接头皮鞋，半旧剪绒皮帽斜倚在脏而长的头发上。一刹那他神色仓惶，但很快便恢复了冷峻玩世的神态。
“噢，失礼得很，再见。”说完要走，萍萍不懂为什么会看到了一种怨毒的眼光。
“回来，回来！”忽然，她的心中注满了喜悦，这是他！她太熟悉他了。黧黑而又棱角分明的脸，深陷的眼窝和现在显得混浊的眼睛。只是不熟悉那布满双颊的胡须和两条深深的刀疤。可眼前……
——“萍姐，什么叫爱情？”
——“爱情……你说呢？”
——“我，我不懂……”。
不，这不是他，不可能是他，他不会干这种事！
……不，这是他……“跟我走！”她命令道。
鲁生颓丧地跟着姑娘走了，步态像个受伤的人。萍萍拉着他那汗腻腻的手。
“狼眼，真有你的！手拿把掐呀——哈……”，几个靠在果皮箱上的人笑弯了腰。
鲁生像被人抽了一鞭，眼睛里喷出可怕的火光，牙咬得“嘎巴嘎巴”响，高声怒骂道：“别你妈找不痛快，小杂种！”那几个人嘻笑着走了。“这伙兜里只有毛把钱的三级草寇……”他口里发出一声弱而沉重的叹息。
他们来到了长安街。天黑了，初放的街灯使飘舞的雪花显得绚丽而又温柔。长久的沉默只留下了几行湿润的脚印。
“噢，你的头发还是那么好，挺光溜。抽一颗？——对了，你不来这个。”鲁生贪婪地吸了口烟。他突然向身边一个穿得怪模怪样的姑娘送了一个飞吻，慢慢咧开嘴笑了。
萍萍的泪水沿腮而下，爆发似的喊道：“混蛋，你怎么会干这个，这些年你怎么变得这么坏？求求你，告诉我，刚才那一切不是你干的，那些人不是你的朋友，求求你。不，你是流氓，流氓。”她声泪俱下地摇撼着鲁生的肩膀，她看够了，实在忍不住了，她觉得冷极了。
“闹了归齐，你也是教训我的主儿。”他恶狠狠地抖掉姑娘的手，额角的伤疤剧烈地抖动起来，“不错，我是个流氓，我这样的人，爹是历史反革命、假工程师、国民党，妈是自杀的特务，还能指望人家说我什么好听的。要我告诉你什么？说我是良家子弟？说我这些年过得舒服的甭提？别扯淡了！让我陪着你掉泪珠子？半滴没有！实告诉你，我偷过，抢过，不错，我找女人，那当然不是你们谈的什么爱情，可没准也能给我点儿——叫什么来着，噢——温暖！谁没什么就找什么，我也是个人！怎么着，你可怜我？收起那一套！承您待见，还认得我，别瞧你爹跟我老K一块戴过大牌子，咱可不是一路人；听说你们家老头子还当真弄了辆车坐坐，升啦！”他无耻地欣赏着颤抖得像片落叶似的姑娘接着说：“瞧你这样儿，八成是复员了吧？弄着党票啦？有功夫给咱介绍介绍姐夫啊，错不了是个官儿吧？”他歹毒地笑了起来。又使劲地咬了咬嘴唇。
姑娘面色惨白，那刻毒的侮辱几乎使她窒息，她听不见他现在的话，却有另一种声音和鲁生扭歪的口型配合起来——“萍姐，今天我修好了公物，又得了双百，这是记分册，你看呵，看呵，看呵……”她看见了，看见了一张闪烁着幸福光彩的稚气的脸，但突然又被一张被痛苦和满是扭歪的脸代替了。“我没有结婚。”她梦呓般地答道。她要昏倒了，鲁生一把扶住了她，“萍姐。”他脱口叫道。
雪下得更密了，更换了城市的面貌，无声而又快乐。十字路口遥遥在望，萍萍感到搀扶她的手在微微抖动。
“得了，说说我的好命吧。”他停了一下，又说道：“你当兵后，他们又来抄家，硬说我妈自杀是我爸怂恿的；他们打爸爸时我还了手，老头子跪在地上求我放下菜刀，那时我头上还流着血。爸爸进了班房，罪名之一就是教唆我持械杀人。我插了队，这不算新鲜，可我脸朝黄土背朝天干了他妈两年，临完说我毒死了队里的猪；年底分红还得倒赔，说不抓我就是便宜。我一跺脚卖了铺盖赔钱，回来看爸爸，没想到他隔着铁栏杆给了我个大嘴巴，又抱着我哭，求我回队上——这也难怪，他怕罪加一等，人嘛，嘿嘿。那天晚上我捧着妈妈的遗像哭了一夜，一觉醒了，妈妈还是冲我笑。我忽然恨起她来了，扔下我不管，还冲我笑什么？我一气砸了镜框，一古脑儿统统去他妈的，如今倒也自在。嗳，谁让我这十个手指头上一个‘斗’都没有呢？管他，‘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他唱起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为什么狠心八年连个字也不给？到处打听不着你，你什么都不懂……”萍萍呻吟起来。
“写信？写什么？写我挨了一刀？写我吃不饱？没地方住？写我在班房里想你？”
“鲁生，你难道真的不明白，我——喜欢你？”
热泪突然洒遍了那长满胡须的脸，他痛苦地高叫道：
“骗人！喜欢我！一边流泪一边去参军，入党、挣前程，你明明知道我只有你。你还是走了——这就是你的喜欢，多妙啊！到头来是我不写信，什么也不懂。算了，说这些干什么，生活嘛，王八排队——大盖（概）齐就成了。”
八年前车站上送别的一幕轰雷彻电般地出现了——“萍姐，再见了。”声音这样轻，手却那样有力地握着。萍萍如今什么都明白了。
鲁生的脸上现出了一幅厚颜的假笑：“咱们说点正格的，你——有钱吗？”
萍萍倾其所有。此刻，她看着这个在行地点着钱的人，这个冷酷、野性、肮脏而又仇视一切的人，她把他同自己作了比较。这个在世人眼中白璧无瑕的姑娘，却深深感到自己在这个人面前是这样渺小和虚弱。她面对着的是一个苦难、骄傲却又充满了强烈的生活渴求的灵魂。猛然间，明白了她八年来苦恼的原因，明确了她一直感到朦朦胧胧的渴求，是的，她爱他。她忽然觉得，这还是她的鲁生，那个自少女时代就走进她心中的鲁生。而这八年的时光只不过是一场恶梦，终会被这场又美丽又纯洁的雪花埋葬掉！一阵冲动，她不禁把头偎依在鲁生胸前，一只手不自觉地抓住他风衣的钮扣。
“鲁生，我……”
一只手哆哆嗦嗦地触到了她黑而光润的长发，一阵滚烫的呼吸掠过她的面颊，雪花飘呀飘，变成了点点晶莹的水珠。
“今天是你的生日……萍姐……”
突然，一阵自行车铃声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而在一片粗野的歌声中有个女人的声音喊道：“是狼眼吗？走啊！”
鲁生浑身一震，迅速地推开了姑娘：
“不，这不成……不可能……你说对了，我是个流氓……我有女人了……有了，你，你得找……个……好人！别想着我，我有女人了……哈哈……有了。”
他狂笑着转过身去，又转过身来，他的眼睛饱含着泪水，抖动着双唇说：
“萍姐，围好头巾，别湿了你的头发。”说完他像个醉汉一样踉跄着狂奔而去。
在那一刹那，萍萍找到了她失去了八年的鲁生，看到了那突然焕发的光彩，她没想阻拦他，只是呆立地望着他的身影孤独地消失在雪路上了，那里是十字路口。她明白这是最后的一眼。
现在，她觉得口中有点苦涩，她忽然想唱点什么，“唱什么呢？管它呢，唱吧。”她这样对自己说。她唱了，唱得很响，然而，却有一个声音压倒了她的歌声——“萍姐，我喜欢你的头发，像道小瀑布，不，瀑布没有这样安静，萍姐，萍姐，萍姐……”

回到家里，萍萍剪掉了她的长头发，那一把青丝已经在火中消失了。父母并没有介意孩子的举动，他们边涮着热腾腾的火锅，边议论道：
“何家的孩子判了五年，缺席判的，什么时候抓到什么时候算起……”
“提他干什么，早就该这么个下场……萍儿去广播局的事怎么样了？”
“刚回的电话，成了，听老汪的口气，估计是机要工作……”

 

原载《今天》第二期
作者原名待考

瓷  像

 

“噹——啪！”
沉闷的物体破裂声。孙元正站在陈旧的黑漆五屉柜上，往墙上贴最后一张新买的画像。听到声音，他摁住了画像，转过半秃的脑袋，朝肩后望去。
五屉柜前站着佳佳，他睁着受惊的小眼睛，面如土色，愣怔怔地望着父亲。
“怎么回事？你又闯什么祸了？”父亲问道。五屉柜吱吱嘎嘎地叫着，竭力承受着孙元并不笨重的身躯，他保持着平衡，颤悠悠地俯下身。在儿子脚边，一堆白花花的东西。他忙向旁边的方桌上望去，刚才从柜顶移过去的瓷像不见了。
“啊？！你这该死的！”父亲的脸色陡然变了。
佳佳一声不吭，被这一切吓傻了。他垂着与那尖尖的下巴、瘦小的身子不相称的大脑袋，旧花布衣裳罩着的小棉袄紧紧地绷在身上，袖子已经短了，露出一截细溜溜的胳膊。他正双手捧着母亲遗照的镜框。母亲依然微笑着，可这微笑蒙了层阴影，显得有点凄惨。刚才，佳佳一直在望着父亲贴画像。他不明白，家里为什么要贴这么多，甚至连门上都有一张。最初，父亲每天早晨只朝一个方向鞠躬，现在要鞠上整整一圈了。这倒没什么，可他为什么今天要摘下母亲的像框呢？他要妈妈，他要妈妈每天看着他，朝他微笑！于是，佳佳踮起脚尖，伸手　到柜顶上去够像框，一不留神，胳膊肘把桌上的瓷像碰到地上。
“你是怎么搞的？”孙元怒冲冲地从柜顶下来，拾起几块碎瓷片，无可奈何地摆弄着。因为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撕错一张纸，就会飞来横祸，囹圄陷身。而他竟打碎了一个瓷像，何况他又是个五七年戴过右派帽子的人！他只觉得背上凉飕飕的，眼前白花花的碎片，变成一顶顶白色的高帽子，一块块白牌子，一张张大字报……
他把瓷片伸到儿子面前：“噢，你看看，你看看，你闯了什么祸！”
佳佳偷偷地瞥了一眼父亲铁青的脸色，缩着脖子，更低地垂下脑袋。
孙元伸手拎住了佳佳的耳朵，好像提着一尾鱼。“你怎么不吭声？！你怎么搞的！”佳佳的脸被拉歪了，细脖子扭向一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泪水涌出来，浸透了胸前的罩衫，也滴在母亲的像框上。妈妈的面容模糊了，佳佳疼的忍不住叫了起来：“妈妈！”
这一招果然灵验，父亲的手松了，他长叹了一口气，在桌边坐下来。
她知道这些碎瓷片万万扔不得，被人发现了更罪加一等，藏起来吧，也不行，随时会被人抄出来，再说总会有人追究瓷像的下落。思忖片刻，孙元最后又长叹了口气，找了张纸把碎瓷片包了起来，然后在方桌上摊开一张大纸。
“我有罪……”他开始写，语气惶恐、虔诚。他的书法造诣极深，尽管他是个理科大学毕业生，这些年却专事抄抄写写，练就一笔好字，人们说他写秃的笔太多了，因此也过早地秃了顶，其实他还不到五十岁。
孙元望了望在身旁发呆的佳佳，“你出去玩吧，佳佳。”口气温和多了。佳佳把像框小心地放在桌上，拖沓着小步子，抑制住一阵阵抽噎，把门拉开一道缝，小小的身子挤过去，来到了门外。
楼道里，冷冷清清，地上满是窗外刮来的烟灰。这是晴朗的日子。顺着那扇窗子，佳佳看到了一方瓦蓝色的天空，反射着阳光的红屋顶和几根树枝，树梢上还有三两片树叶闪动着。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和打闹声，佳佳看不见他们在玩些什么。他还够不着窗子呢。
佳佳不愿意下楼去玩，孩子们都不理他，说他是个狗崽子，把佳佳原来的外号儿“猴子”也改掉了。佳佳虽说姓孙，又挺瘦，可不配叫这么个好名字，就像他永远不配当红卫兵、当解放军一样。尽管佳佳不服气，也只好如此。为什么他有这么个坏爸爸呢？他不知道。父亲对孩子冷冰冰的，从没有一丝的微笑。只有妈妈和姐姐喜欢他，可妈妈病死了，姐姐现在也不回来了。每天佳佳总是一个人守着空荡荡、冷冰冰的屋子。可往常总有母亲的微笑陪伴着他，他可以跟妈妈说悄悄话、问问题，又代妈妈回答……现在呢？哼，爸爸真坏！他多盼着像姐姐那样，不理这个爸爸，可他还小呀！他只好孤单单地守在楼道里，扶着冰冷的铁扶手，看着窗外。窗外的树叶是佳佳的好朋友，可惜只剩下最后的几片了，千万别再掉了。满心的委屈涌入他的眼眶，变成了一颗颗泪珠。
孙元写好了认罪书，捧着纸包从屋里出来。他看见儿子趴在铁栏杆上，一双水汪汪的泪眼怯怯不安地望着他。他什么也没说，心事重重地走下楼去。
谢天谢地，事情并不可怕，他所担心的厄运并没有降临到他头上。无论在居委会，还是机关，他都诚惶诚恐地叙述了事情的原委，这都是为了贴那张“新请”的画像才发生的。人们可能正忙着别的事，只要求他把认罪书贴出去，贴在楼后院子的东墙上就行了。那儿是专为五类分子请罪用的。
做完这一切，他轻松多了，伸手摸摸口袋里的钱包。他原打算用省下来的钱买点布，把佳佳的棉袄翻改一下。这会儿，他大步向街上走去，转了半天，终于在一家瓷器店“请”到了和原来一模一样的瓷像：精致得很，还涂了一层亮闪闪的釉。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装瓷像的纸盒往回走，眼睛盯着路面，谨慎地迈步，连一片枯树叶也要绕开。到家门口，已经浑身是汗了，他腾出一只手，去掏出钥匙开门，猛然，他听见了一声惊心动魄的叫喊：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
他的手哆嗦了，纸盒滑了下来，“嗵——咔！”这声音几乎把孙元吓昏了，片刻之间，他垂着头，躬着腰，似乎是束手就擒，站在批斗大会的台前。然而，楼道里并没有人，声音来自窗外，他探过身去，窗外的东墙根下，簇拥着一群孩子，吵吵嚷嚷。一顶白色的高帽子在晃动着，高帽子压着佳佳的小身躯，一块纸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佳佳拼命挣扎着，想甩掉头上的高帽子。他的鼻尖和额头上站满了煤灰，泪水在脸颊上留下肮脏的痕迹。身后一个腰扎军用皮带的大孩子，紧紧反扣住佳佳的双手。
“不许哭！谁叫你砸碎了瓷像，必须老实交待，低头认罪，小狗崽子！”
天近黄昏，有几个大人出来干涉，佳佳才被放了，他拖着疲惫的双腿，爬上了昏暗的楼梯。
在昏暗中，佳佳看见家门。站着一个黑影，黑影向他伸出了双手。佳佳害怕了起来，他既怕、又恨，就是这个黑影给他带来了耻辱和灾难，他缩紧身子，踡在墙角，瞪着无神的眼睛。黑影无力地缩回手，拾起了地上的纸盒，回到屋子里去。
佳佳踡在墙角，透过泪水，望着窗外。天色暗淡，风摇晃着玻璃窗哐哐作响，树梢上最后的两片叶子，晃了晃，掉了下去。
夜幕升上来，树枝隐没在黑暗之中，灯亮了，隔着半敞的玻璃窗，佳佳看见了那个黑漆五屉柜，和搁在柜顶上的母亲遗照。他站起来，一步步向窗口蹭着，他看见父亲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写什么，旁边有件发亮的东西，佳佳看清了，那又是个瓷像，摔碎了一角，他盯着瓷像，盯着父亲手里的笔。猛然间，他惊叫了一声，：“妈妈！”
孙元停住笔，抱起晕倒在地的儿子，捏捏冰凉的小手，叫着：“佳佳！佳佳！佳佳！”儿子轻轻动弹着、挣扎着，喃喃地呻吟着：“妈妈！妈妈！”
孙元拿起了妻子的像框，塞在儿子的手里，渐渐地，佳佳平静下来，孙元把佳佳放在床上，鼻子有点发酸。在桌上，在他摊开的纸上，已经写下了几行字：
“我有罪——”

原载《今天》第二期

 

 

哑巴姑娘

林 露

 

　　我初次看见她时，她正拄着一个大笤帚，往冻得通红的小手上哈着热气。一件显然太短的红灯芯绒上衣穿在身上，显得又单薄又可怜。
我向她打听新生报名处，她抬起下颏，指给我后面那一幢白色的楼房。
几天后，我又一次看见她，她穿着男式黑呢大衣，结实的质地，古旧的款式，不相称地装饰了这位“村姑小姐”，使我着实愣了一下。她垂着眼睛在水龙头下洗茶杯，神色郁闷，　像个从什么故事里显现出来的修女。
我拿着调色盒，等着她占用的水槽，她面冲着我，拼命示意着非要替我冲洗。对她的殷勤我莫名其妙，但实在事情缠身，我就撂下调色盒，回到男生宿舍，坐在窗前整理草图。
天黑以前，她把调色盒搁在窗台上，一声不吭地走了。
“哑巴”？我心里一动，问同宿舍的小许。
小许瞅着她的背影，吁了一口气，才说：“你等着瞧吧，她可是这个学院里的一小谜。”

吃饭的时候，常常贪画两笔，或者不愿排队，我总是最后一个进饭厅。打不到菜，就领一份饭，泡上菜汤，拣个角落坐下，边翻阅资料边机械地挖饭吃。
偶然抬头，总看见斜对着的桌边，坐着哑巴姑娘。她同样毫无滋味地吃饭，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窗棂，顺着她的目光，我看见那里有个很大的死蜘蛛挂在自己的网上。天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半年以后，我按照以前的生活惯例，在学院的后山、林子、海边开辟了几块写生的根据地。
黄昏，我攀上后山的岩顶，从这里可以欣赏落日。
一会儿，哑巴姑娘出现了。她见到我，似乎不情愿地折向另一条小道。一个箩筐挂在柴耙上，在她的背后晃动。
同学们说，哑巴姑娘常常满山遍野地拾柴禾。其实伙房根本不在乎她那一小把。
能避开“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叫嚷，能躲掉批判“这个思潮”“那个思潮”的大会小会，到明静的天空下坐一会，是多么惬意啊！
突然我觉得不自在起来，好像背后有一道目光在瞪着我。待我回头，只见一角红衣衫消失在相思树丛之间
下山的路上，我苦苦思忖：哑巴姑娘为什么缠住我？
过了一些日子，是大潮。下午又刮起六级风。我想起在峭崖的老榕树下，站在圮废的古堡上，可以看到丈把高的浪花，听见雷一样的涛声。
我习惯地背起画夹子，走近老榕树。古堡上已有一个红色的身影，惊涛裂岸，哑巴姑娘却凝然不动。
出乎意料的是，她伸手从老榕树的树洞中掏出一卷纸和笔，很快蹲下来，把纸铺在膝盖上，啊，她就是那样写生！
我悄悄走近她。
这是一张很有生气得脸，血液的流动似乎可以从她时红时白的脸上看出来。她的眼睛异常美丽和澄澈，好像她从前垂着眼睫，是为了收藏那四射的光芒。
突然，她苦恼地瞅着手中的铅笔，在一阵突发的绝望中，她把笔折成两段，摔在地上。她把头埋在臂弯里痛哭着，一个大浪轰然而至，溅了她一身明亮的水珠。
我深深地起了共鸣，想拨开树枝走过去。
但她已经站起来，连眼泪也不抹，把纸匆匆塞进树洞，飞也似地向我奔来，我急忙躲进树丛后面，她擦身而过，竟丝毫没觉察到我的存在。
我又在古堡上，她站过哭泣过的地方停了片刻。我把脸贴着老榕树粗糙的表皮，倾听着，我感觉老榕树的树液活跃起来，像波浪一样奔腾着流向各个分枝，不息的涛声直达地底。啊，老榕树，你是否因一个无法倾诉的秘密而汹涌不已？
从此，我发现自己已不再是根据地的主人。为了不在无意中伤害这颗孤独的心灵，我总是避开她。偶尔，我站在老榕树下远眺的时候，再没有人用目光从背后撵我了。
渐渐地，我知道了她的身世。
她原是美术学院院长严涛的女儿，小名桂子。老画家严涛很迟才结婚，不幸得了娇女的同时，却失掉了贤良的妻子。以后，父女二人，朝夕相处，感情笃深，对这一点至今学院的老教授们仍记忆犹新。
文化大革命中，严涛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兼“走资派”。几场揪斗，几次游街，老画家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之后神通广大的造反派发现他那被查封的大量藏书藏画不翼而飞了。他们把他住的小洋房刨了又刨，连张纸片也没找到。
于是，年仅十五岁的桂子被带到老画家面前审问，孩子突然发傻了，一句话也不会说。据闻，老画家一见女儿成了哑巴，吁了一口气，竟长眠不醒了。
成了哑巴的桂子不仅把她原有的初中课程忘得干干净净，就连“严涛”二字也认不得了。五年来，她漠然走过童年时代的小洋房，漠然走过大字报栏、墙报栏。学校里所有的宣传工具五年来无休止地咒骂严涛，姑娘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她已经超然世外了。
在东北的叔叔，来电催她去，她把电报撕了。
爸爸的老朋友亲自来接她，她竟像生人一样走过去不再回头。
动员她上山下乡，她不走；分配她到工厂当学徒，她不去。学院的新院长有一次摇头说她：“挥之不去，拂之还来。”
这些传说，使我对哑巴姑娘除了猜测之外，又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其实说同情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姑娘的神色和举止，都有一种内在的自尊，自尊得使人不敢怜悯。
同学们对我的意见越来越大了。因为我用的颜料和纸笔太费，这倒是真的。我常常把半袋半袋的颜料挤在调色板上，然后搁在窗台。每次都有人替我洗得干干净净。后来我索性把成卷的纸和笔塞进树洞，然后诚实地走开。不知是艺术产生了同情，还是同情心超越了艺术，我的心底时时地响起快乐的歌声。
那时我已有了点小名气。在同学中间叫做“小马良”，而被人保组定为“修苗子”。每逢学院接到什么重大的创作任务，“小马良”也罢，“修苗子”也罢，都总离不开我。
只要我一端起调色板，我就目不斜视。因为从眼梢，我总是瞥见一个消瘦的身影，拄着笤帚，一动不动地站在我们这些画画的　　。我半天不离搭架，她半天不挪一步。
就这样过了两年，我画画，她也画画，可是我们仅仅在吃饭时真正相逢。她漠然地看着我，我却不敢正视她。我觉得，这是一个痛苦很深然而意志坚强的怪女孩。也许她还不了解我，认为我不过是借“龙卷风”刮进来的幸运儿之一吧！
最后一学年，我打算创作一幅《海鸥》的油画。可是波浪的折光很难捉摸，使我十分苦恼。我的老师曾教授私下感慨地对我说：“原来的院长严老有一幅油画，名为《风暴之间》，我再也没有见过谁画大海，有那么鲜明的风格。”
话音未落，我发现一角红衣衫在教室门外一闪，后面拖着一把长笤帚。
这天傍晚，我照例避开同伴在宿舍用功。有人轻轻敲玻璃，我打开窗子，啊，是哑巴桂子！她迅速地把一卷旧报纸塞到我手里，微微一笑，就转身走了。
我拿着那卷旧报纸发愣。因为第一次看见她展颜，而且是那么迷人，令人惊异啊！
我打开报纸，眼前显出一幅油画。天哪！我差点叫出声来。随后轻轻把门插上，拉上窗帘。这是一幅描绘大海的油画，画面的颜色熠熠闪光。盯住它看，似乎波涛会苏醒过来，发出威胁般的咆哮。太阳从乌云的束缚中挣出一角，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画的右下角有个贴上的小纸条：《风暴之间》。
我无法形容我的狂喜。只是如何收藏这幅珍品，让我大伤脑筋。后来我灵机一动，揭下小许才贴在墙上的宣传画，把油画钉在墙上，再覆上宣传画。以后宿舍没人，我就揭下宣传画，在严涛的风暴驰骋的大海上沉思默想。

　　暑假到了，别的同学都回家了。可妈妈还在干校，我无家可归。还好，有画笔可以为伴。
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海边的人讲，这是台风的前兆。
半夜，果然台风大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我辗转反侧，直到半夜才睡着。
突然“哗”地一声把我惊醒，窗户大开，一个身影裹着旋风和雨水跳进来，我一惊，忙拉开灯，又是哑巴姑娘！
我看着她焦灼而憔悴的小脸，猜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就赶紧披上雨衣，跟她冲进暴风雨中。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她住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地下室，四壁糊着发黄的旧报纸。我刚伸腿，一个脸盆“咣啷”一声滚下台阶，溅起了水花。原来，暴雨给这座房子带来了灾难，积水从门口泻进来，已经淹了床脚。
我一手抄起床上薄薄的花被，一手拎起小小的木箱（大概是装衣服的），巡视了一下，房间里只有这两件比较值钱的东西了。我嚷着：“桂子，先到我宿舍去！”
不料她用力夺下我腋下的铺盖，扔在床上，递给我那个脸盆，没等我明白，她自己捞起一个小桶，拼命向外舀水。
暴风雨在门外撒野逞凶，我和她在屋子里联合作战，恰好打了个平手，水位既没上升，也未下降。
终于，风雨稍停，我抓紧机会到门外垒了一堵土墙，把水流挡住了。
黎明时分，我们把水舀干了。哑巴姑娘全身滴水，好像一只湿漉漉的小鸟。我呢，大概也连泥带水神气得很。我们相视，不禁笑了起来。在这张容光焕发的笑脸上，我只觉得她有着开朗的性格，竟看不出一点昔日的影子。
我以为她会对我解释些什么，但她只递给我一块毛巾；我有心问她，但是她是哑巴呀；即使她能开口，会跟我说些什么呢？此时此刻，最好什么也别说。

  　过年时，我终于和妈妈在老家团聚了，她不是以市工会主任的身份回到故乡，而是一家工厂的保育员。
除夕，爆竹在窗外哔哔啪啪地响着，母子俩围着火炉，唠唠叨叨，无所不谈。我把自己的画给妈妈看，还给她讲了许多学校的趣闻，直至妈妈的眼里笑出了泪花。当然，我也讲述了哑巴姑娘的事。
一切，妈妈都未作评论，只是不停地拨弄着火。最后，她回给我一个狡黠的眼神，又似乎在无意之中问起桂子有多高，胖不胖。
第二天，我看见妈妈夹着一块蓝色的咔叽布回来。当夜，缝纫机“嘀嘀嗒嗒”地歌唱了半宿。
我准备动身回学校，妈妈把一套蓝色的女装打进我的行李。她既没说什么，我也不问。不过我觉得更爱我的妈妈了。除了妈妈，我身边还有什么亲人呢？

　　回到学院，就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哑巴姑娘失踪了。
接着又一个消息：哑巴姑娘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被公安部门扣住了。
最后的新闻是小许告诉我的：“哑巴姑娘已押回学院，晚上开批斗会。”
大字报《哑巴姑娘失踪之谜》顷刻贴遍校园。我第一次在大字报栏前站了那么长时间。我久久地，一遍一遍地读着从哑巴姑娘身上抄出的“控诉书”。
“我父亲严涛是从法国回来的华侨知识分子，他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人民的艺术事业。”
“我父亲严涛无罪。”
“我控告那假借革命名义的极右派！”
“我控告……”
我漫无目的地在后山徘徊，不知怎地，又踱到老榕树下，没有任何许诺，我却毫不迟疑地把手伸进树洞去。
这是一卷速写。翻阅着，我觉得我变成了一株枯树、一块伤痕累累的礁石，变成了那永不凋谢的浪花，和那在飘泊中自恃的一丝彤云。
最后一张速写，画的是——我突然迷惘地睁大眼睛，画的是我。我站在飞溅的浪花中，然而是我又不是我，那神态恰像作者本身。
回宿舍的路上，我已辨不清周围都是些什么，又是一个无月的黑夜。
门边有人等我，他猛地捉住我的双臂，厉声说道：“走，到饭厅去！”
“什么事？”我挣扎着。
“你自己明白，老实点！”
“就是下监牢，也让我整理点行李啊！”
“别废话，走！”
我居然还来得及从敞开的房门看见我凌乱的床铺。一只小衣箱扔在地上。然而我到底放心了，宣传画还依然钉在墙上：一群红领巾挥舞花束奔向红太阳。
饭厅临时布置成会场，围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哑巴姑娘站在高凳上，穿着红衣衫，昂然抬着头，她直视那挂着蜘蛛网的窗棂。人保组长正做大会动员，摇头晃脑的样子不禁让人作呕。
“这份控诉书，文法正确，语言流畅，决非出自一个小哑巴之手！这里肯定有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并不难发现这里的线索，你们说，从她接近的人中，谁能写出如此尖刻的文章？你们说，，是谁和哑巴背后勾勾搭搭煽风点火？你们说，是谁多次收买拉拢一个小哑巴，为了什么政治目的？”
事先准备好的口号乱哄哄响成一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陈淮明，你这套女装是为谁准备的？”
扔在地上的衣箱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有人把我推到桂子身边，我抬起眼睛，发现她脸颊一阵绯红。
我镇静地回答：“给亲人，我的妹妹。”
“胡说！”人保组长“啪啪”地拍着桌子，马上有几个声音附和着他：“你是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儿子，你对文化大革命有刻骨仇恨，你借哑巴之口，喊出你替你母亲的翻案之声……”
他们总算说对了一个真理。我异常平静地站着，如果这份控诉书是我写的，那有多好。不，既然我没写出来，就让我写一次，在这里人的眼睛里写一次吧。
人保组长还在嚷：“告诉你，这不只是开除团籍和学籍的问题，我们要追查你的后台，不要忘记，你母亲刚刚走出干校，恐怕又得迈进监狱……”
妈妈！我难过地看着在坏蛋手中抖动的蓝衣服，愤恨地咬着嘴唇。妈妈。
突然，谁也没料到，哑巴姑娘飞快地跳下凳子，从吓懵了的组长手中抢过话筒，异常清晰地说：“控诉书，是我写的！”
全场一片哗然。
组长定住神，发出一声大叫：“抓住她！”
哑巴姑娘清楚地回答：“把笔拿来！”
很快，一支炭笔传了上来。桂子抓住笔，不假思索地在身后墙上写下：我们无罪！
一片死寂。
我们？我的心一阵悸动，暖流顿时涌向全身。桂子啊，我的好桂子，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真正相互理解了，你有一颗多么纯洁而又刚强的心啊！是的，我们。

　　又剩下我一个人在宿舍，小许早搬出去了，仿佛我是个传染病患者。
我悲愤地为我的《海鸥》润色。
谁在窗外？我抬起头，是桂子！她把手贴在唇上，示意我从窗口爬出去。
我一跳下窗台，她就拉住我的手跑进冬青树影之中，她的手滚烫，脸上有划破的伤痕，不用问，我猜她是逃出来的。
我跟着她走进了地下室，我伸手去拉电灯，被她制止住，她打开一扇小窗，一束淡淡的星光泻下来。
她用手指颤抖地抚摸着墙壁，我死死地看着她。她紧张而又激动地的动作牵动了我的心，为什么她对同住了十五年的旧居那么冷漠，而对监囚了她数年的地下室却有如此缠绵的依恋？
她强忍住眼泪，对我说：“你到床上去。”
我顺从地站高了。
“揭开那一条纸缝。”
我好容易看清旧报纸有一角没糊牢，露出一条缝，轻轻揭开这一角，我的手痉挛了，后边哪里是砖头？是一座楠木书柜！
姑娘的声音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这四面墙都是书柜，爸爸的藏书藏画全在这里，上次我为了送你那幅油画，揭开了这一张报纸。”
一切都明白了。
为了这，她成了哑巴；
为了这，她哪里也不去，宁肯在屈辱中默默活下去；
为了这，她请我帮她同暴风雨宣战；
为了这，她把脸依着冰冷的墙壁，好像扑在父亲温暖的怀中……
锁上地下室的门，她把钥匙塞进我的手心。我再一次感觉她在发烧，但是这无须多问。
“把钥匙交给——”她停下来思索，竭力选择最恰当的字眼：“交给未来！”
我目送她的背影，她单薄的身上在发烧，我几步赶上她，把我的棉衣加在她肩上。她微微偏过头，默默地注视着我，睫毛轻轻抖了一下。然后，用一只冻红的粗糙小手拉住往下的棉衣，走进夜色之中。

过了一星期，由于“革命的需要”，我提前分配了，分配在外省一座偏远的山区小学，规定我教语文、体育，我自己又给孩子们上了规定外的图画课。
闲下来，我还是创作，画山，画水，画人，明知不可能发表，我的习作还是一张一张堆积起来。终于就这样也不行了，校方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让我停止任课，听候安排。我把几件寒伧的衣服腾出来放在床头，最上面的是一套蓝色的女装。衣箱让我拿来装画卷，画的最上面，是那幅《风暴之间》，一把晶亮的钥匙压着它。
我的心颤抖了。
桂子，你在哪里？
你将永远不再沉默了吗？我亲爱的哑巴姑娘？

 

原载《今天》第二期  

 

 

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和文艺民主

宫继随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于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产生了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
四人帮由文艺发难，不仅否定了十七年，也否定了整个三十年代左翼运动。在打倒“四人帮”、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今天，才有可能澄清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并探寻其经验教训。为此，不但应当重新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也有必要涉及对此论争的评价史。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的论争，当然有是非功过之分，但其发生却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对革命文学的探索，推动了对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为“左联”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进而开展了对国民党反动文人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论争双方的贡献和缺点，许多文章多所阐发，兹不赘述。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三十年代文艺论争的焦点和高潮，在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在对不同的革命道路进行探索方面，它表现了双方思想方法的不同和认识角度的不同，至于其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和偏差，政治认识水平的不平衡，则是历史的必然，不必苛责。
由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况，党内小资产阶级为数众多，他们往往缺乏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缺乏对于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而容易接受当时的左倾思潮，照搬外国的教条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而自封为“唯我是无产阶级”。这与鲁迅的思想方法是根本对立的，是左翼运动中某些领导人与鲁迅分歧的根本原因。“创造社”某些成员率先点名攻击鲁迅，可谓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始作俑者，他们攻击鲁迅为“落伍者”、“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措词激烈，罪名繁多，恶性发展。左联后期领导人又重蹈覆辙。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信中写道：“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至一九三六年，虽然论争的内容不同，但在“左”的宗派教条主义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解放后，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问题，与历次政治斗争相关联，不断升级。五七年以前还可以自由讨论，多数人认为是文艺界内部争论，至五七年后则一变，定调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而“国防文学”是代表正确路线的。一时风行草偃，各种报章杂志及教科书均按此改弦更张。升级至一九六六年为最，“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后，根本否定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视两个口号为敌我斗争，将国防文学定为“溶共限共”的汉奸文学，将两个口号之争定为对鲁迅的围剿，认为左联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罗织构陷，迫害一大批文艺干部，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流毒甚广。
纵观两个口号的评价史，总是与政治斗争相纠结，与人事变动相消长。对史实的裁汰选择、倚重倚轻，结论可以相差甚远或竟至相反，犹如一支音调不定的号角，迫令文艺界屈从，调整步伐，历史已不再有任何客观性，成为可以任意拼凑的七巧板，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的。至此，一切客观的研究讨论无以为准。
新文化的建树不是靠空洞的、脱离实际的教条和极左的理论建立的，而是广大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共同开创的结果。四人帮在对历史的评价中，过河拆桥，打倒一大批功绩卓著的革命作家，窃取成果，这必然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孤家寡人。
四人帮不但抹煞历史，而且篡改历史、伪造历史。现代文学史是与党史密切相关联的，总是渗透着党内路线斗争的影响。林彪编造了他的林派党史，四人帮取代林彪后，又编造了他们的帮派党史，在其观点的支配下，现代文学史也屡经修正，造成极大的失实和混乱。现代文学史失去其独立性，成为路线斗争史，成为各阶段、各派别革命作家的错误史，成为他们反动政治的侍婢。
他们将鲁迅研究纳入其反革命政治轨道，架空鲁迅，歪曲鲁迅，对鲁迅进行政治占有，把鲁迅当作横扫革命作家的大棒。这不仅表现在否定与鲁迅有过论争的左翼作家，也表现在把鲁迅的同盟者都图污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可以说，四人帮的这种手法使对三十年代文艺论争的评价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也加剧了文艺界的分裂和门户之见。
几十年来，围绕着“两个口号”之争，整倒了一批批人，整死了一批批人。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不断地升级为路线斗争、敌我矛盾。正统与生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被归为错误路线一边，不但“他生未卜此生休”，丧失政治生命，而且将株连周围相同观点的同志。这种用政治手段解决认识问题的方法，必将窒息民主讨论，也必将歪曲历史。鲁迅的《给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其尖锐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篇纪念性的碑铭，围绕它聚讼蜂起，盛况空前。它虽不是年代久远、文字漫漶，但注家之多是罕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况，一方面也是文艺界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四人帮干扰破坏使问题激化的结果。几十年的拉锯战使门户峙立，派系之争由来久矣。不仅及于当时人，甚至波及到研究者。这种不正常现象不利于对现代文学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也不利于文艺界内部的团结。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不但没有搞出一部现代文学史，资料的出版工作也进展缓慢，甚至远不及日本对我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展，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危害和文艺界门户之见在作祟。
四人帮的上台是偶然的吗？他们为什么能靠极左的理论统制达十年之久呢？我们在认清四人帮的反人民本质之后，是否有必要探寻其产生根源呢？今后应如何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根除四人帮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路线基础，才有可能获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才有可能繁荣文艺创作。
我们认为，仅仅把四人帮路线定为“形左实右”是不明确的，它没有强调左倾路线的危害，混淆了“左”、右倾路线的特征和区别，实际上是“宁左勿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反映。“左”倾和右倾是党内斗争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是彻头彻尾反革命、反人民的，这两点不能混为一谈。由于我们在解放后只注意了反右，而忽视了“左”倾机会主义思潮，使它在五七年后逐渐滋长，正是这条路线孕育了林彪、四人帮，使这群毒蛇破壳而出。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的统制思想，“极左”路线就成为反动分子上台的唯一途径，也是一切投机文人平步青云的必由之路。
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是其政治路线的派生物。它们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只许歌功颂德、“百鸟朝凤”，一家独鸣，造成十年文化浩劫，文艺界可谓百废待兴。
溯本穷源，检讨四人帮文化专政得以推行的原因，是大有必要的。两个口号的两次转折，虽然性质不同，但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即都是左倾思潮的产物，只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罢了。文艺界历次运动，用政治代替文艺、用政治冲击文艺。在打击少数坏人同时，也损害了大量属于认识问题、探索创作道路的同志。各次运动的冲击，对各种非正统创作思想的批判，对有争议作品的判决，累积起来，文艺界老一代知识分子和稍有影响的作家，得以幸免者能有几人呢？这种用政治手段解决创作和思想问题的作法，并不是自四人帮始，只不过四人帮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罢了。由此造成的夸张的、漫画化的后果，整个文艺界是有切肤之痛的，人民也是清清楚楚感觉到了。
三十年代论争这个旋涡已经吞没了不少老一代作家的创作精力，也构成了一些文艺刊物严重的“交通阻塞”，我们对此已经厌烦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希望老一代作家能从历史的沉积物中站起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
我们没有参加过、也无缘目睹三十年代文艺论争，但是它在我们这一代文艺生活中投下的某些阴影是无法回避的。我们认为，只有发扬文艺民主，才能正确评价现代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只有发扬文艺民主，才能繁荣文艺创作。
我们认为，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首先要维护文艺的独立性，而不是用政治来代替它、冲击它。应该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也就是要允许作家对不同题材的探索，要表现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允许不同艺术形式和流派的存在，要继承人类全部优秀的文化遗产，允许在文艺评论中表达不同的意见，展开争议。应该给予青年作者以更多的发表作品的机会，而反对那种论资排辈的恶劣倾向。
岁月流逝，三十年代已成故往。今天，我们站在历史转折的起点上，让我们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繁荣贡献有限的力量。

 

原载《今天》第二期  署名：方思

 

 

采一束鲜花献给春天

——评中山公园《新春画展》
黄 锐

 

在艺术为人民大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大前提下，为了促进艺术创作百花争艳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的到来尽一份力量，我赞成这个以油画为主的风景、静物展览会。
参加展览会的作者有老一辈画家和中、青年画家共四十多人。这批自由结合起来的画家作品，大家协商，不设审查制度，是为了更好的加强画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政治责任感。
这个展览会定名为“新春”。画家们正在热烈地酝酿可将这样展览方式固定下来，甚至可以自由组成画会，计划每年举行一次或数次各种题材作品的展览会。

江丰（展览前言）

 

多么可贵的精神，多么真挚的艺术之心！
过去的十余年，我们听到的都是创作的“典型化”、“三突出”、“艺术为政治服务”；在美术作品中，我们看到的都是歌舞升平，红彤彤的脸色，浓眉大眼，永远在憨笑；“为艺术的艺术”是没有的，因此取消了风景画和静物画。艺术不再是“创作”，而成了“生产”，大批作品为适应政治风潮而作，毫无个性，毫无生气，却是“不可比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我们看到，在绘画艺术中统一于一（ ）意识，远非有利于艺术陶冶，而往往是对艺术的扼杀。艺术失却了敏感和激情、渴望和冲动，不再由倏忽即逝的灵智，不就成了工艺生产吗？结果是不仅使群众厌烦，还会使艺术家感到屈辱。
黑格尔指出：“艺术表现的普遍需要所以也是理性的需要，人要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作为对象，提升到心灵的艺术意识面前，以便从这些对象中认识他自己。”一件艺术品从构思到完成，从始至终保持了作者的性格，因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结晶。它的美不是来自社会的监督而来自艺术家本人的真诚。它用行动的语言说：尊重艺术家的个性，把种种的审查评判制度抛掉吧！

展览组织者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观众的意见和艺术品的风格一样丰富，或褒或贬，评说纷纭。
落实党的“双百方针”，我们已盼望了许久，但痛苦的教训是：往往人们不能从习惯的观念中跳出来，去领略新异的创造。今天，过去的认识无法回答，幻想和激情对我们也无所裨益的时候，我们应该设问：“人类的精神是怎么表现的？为何方式如此不同？其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根据雕塑家罗丹的理论，作品的表现形式尽不相同，许多既不和谐，又不优美。能否证明它独具生命，只有一点可以区分：“性格的力量造成艺术的美。所以常有这样的事：在自然中越是丑的，在艺术中越是美。”
正如展览中所展示的学院派、印象派、表现派、野兽派的作品，纷纷扬扬，仿佛非洲的植物园。可不可以说，这一幅情调娴雅的是花，那一幅狂乱和冲动的只能称作荆棘呢？如果我们不是在艺术中寻找富丽、修饰、传统的趣味，就会发现真正的精灵：即内在的真实感——艺术家的才思。
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总要在浑沌中寻找阳光。
面对阳光，学院派细心地摊开画具，把阳光下的素描关系精确地刻划出来。他们给绘画带来了科学。
印象派捕捉阳光的感觉，用笔触传达阳光的流动，反映了热情和活跃的自然界。
然而野兽派却不平静了，他们狂乱地认为阳光在燃烧，大地在交错起伏。绘画在他们笔下，超越了造型世界，开始探讨隐藏在众生之中的内部力量来。
也有的画家甚至突破造型内在的约束，把不相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直接表达阳光给自己带来的独特心绪。
实在说，所有的类型，所有的艺术倾向，都有它们自己的美，问题就在于去发现它。
非美的唯一标志是矫情和做作。
应该承认，我们过去的绘画观点是片面的。在学院的苏联“巡回画廊”派一统天下，从来未承认过印象派画家以来的努力。仿佛从那个时代以后，艺术就不成其为艺术，而是颓废和没落的资产阶级的歇斯底里。的确，一些思想变态的人确实搞过十分低级的尝试，赢得过资本主义舆论界的喧嚣。但，支离破碎的断片绝不是艺术发展的主导倾向，绝不可以抹杀艺术的革新和探索。看到一两件腐朽没落的作品，我们连印象主义革命都否定了，还谈什么“批判地继承”？我们不过是“模古、拟古、拜古”罢了。这样势必造成一种形式的危机，因为旧有的形式不可能充分表现现代人的精神。
随着社会的进步，艺术总是不断更新的。即是现实主义达•芬奇说，艺术首先是一种先进思想，没有先进的思想就不能产生先进的艺术。我们尊重前代大师们的现实主义因素和技巧，我们更要尊重他们探索时的自信和顽强。我们要发展的艺术观，发展的艺术。那么，让我们的作品不再是历史的回光返照，而代之以现代的真实，代之以未来的理想吧！

看过展览的人能不赞美袁运甫的“静物”（陶器）吗？一句话，在它的面前，那不是绘画，不是色彩，不是线条，那是整个的传统，整个的民族风格！那些错落有致的陶器，似乎带着岁月留下的斑痕和泥土，令人想象：古筝的袅袅之音，缭绕的悠悠古香。细看上去，作者可能先给作品上了层厚重颜色，然后用刀刻出线条，表现出物体的层次和陶器上的花纹。作者很注重线条的艺术，它有力地交织起来，突出于绘画基调，赋予绘画很深的感情。正如印象派画家吸收东方绘画的装饰色彩一样，它在继承、发挥敦煌壁画的传统风格的同时，也吸收了现代西方画中对线条的偏爱。
展览中独具形式美的作品，如马运洪的“印象”。画面上眩目的美丽的色彩确实抓住了观众的印象，发挥了印象主义画家寄情的物体外在美。但是，假如这样的作品，除了形式的瑰丽之外，艺术家本人的意趣再明确些，岂不更趋完美？
在形式发挥上，还有许多画家在大胆地探索。展览的留言里，许多人对曹达力的风景画热情赞誉。请看一看他的杰作“黄山晚照”吧！它是油画、是壁画、是磨漆画？然而在暗紫的背景上，重叠的山峦映出落日的余晖，它的美是很有韵味的。这就够了。这也是作者的意图。作品能引起人的感动，不就是艺术的期望吗？
用不着说明，一幅画里应具的思想和象征。
诚然，我们过去不太注意这一点。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绘画利用可视形象为天地，应该尽可能地表现自然的真实。在摄像技术充分发展的时代，这是不够的。思想和感想的共鸣，正在打通各个领域的疆界。文学中汲取了绘画，绘画启发了诗意，难道绘画就不应该有绘画、诗的意味吗？音乐也是要表现形象的，难道绘画就不可以渗透旋律的抑扬，贯通铿锵的节奏吗？
冯国东、钟鸣等人的作品正是进行这样的尝试。
譬如冯国东的“生命”、“属七和弦”，钟鸣的“血与火”、“残存”。
“生命”一画是很完整的，纯净的黄调子上，太阳下面生长着生命之树。绿色的嫩芽从树干上抽出来，仿佛是孩子伸出的小手。是啊，生命之树怎能不和太阳为伍！就像巴尔蒙特的诗中所说：“我来到世上，是为了见见太阳”。
和“生命”一样，在“属七和弦”中，作者要给他的作品中掺入音乐的因素，却没有前者的效果。
冥冥之中，我们会在“血与火”、“残存”的面前感奋。艺术的激情是可贵的，但“任何倏忽的灵感上不能代替长期的功夫”——这是值得指出的一点。
我们要永远赞扬油画中对民族性的继承。严正铎的“荷花”恰如黄永玉的油画一样，黄永玉的国画吸收油画的深沉和浑厚，严却从他的油画中吸取国画水墨的单纯和自然。这方面，吴冠中更是运用黑油色的里手，他在黑、白、灰大色块的处理中，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出类拔萃的绘画。
艺术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看到艺术家借自然之手流露出的对祖国、人民的真挚热爱。这方面有几幅作品紧密地关联着人的生活，特别是严正铎的“家务”，使人感到画家和生活多年来不可摆脱的被动局面。我们不希望作品中那种对生活的麻木和对生活的卖弄。两者虽然在艺术风格和形式上水火不相容，但却是一个枯树上长出的两个空果。严格地说，这是艺术家对生活不认真不严肃的产物，个别作品里有这样的倾向。
我们热烈的欢迎这个展览，可以说，还没有在哪个地方，看到这样风格各异、五彩缤纷、自由烂漫的作品。尤其让人欣喜的是，艺术家们都在认真地探讨，认真地绘画，认真地准备迎接人民和社会的评价。每一个人都在琢磨：怎样赋予作品一种内容、一种形式，使之显得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越自然的？怎样吸取民族的世界的传统财富，把它们和创造力有机地结合，使我们当代的更多人所接受？

……这个做法很好，自由结社是在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发展的组织形式：一、繁荣创作；二、促进艺术品的风格、体裁和题材的多样化；三、可以起鼓励画家们在艺术上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提高的作用；四、有更多的机会把艺术作品拿到群众中接受群众的评论；五、还可以标价出售，以解决画店不收、宾馆不挂油画这种不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的做法，而造成画家再生产的经济困难问题；六、这种展览将来还可以逐步提高，逐步达到：经费自筹，无须政府辅助。
江丰（画展前言）

油画是否有广阔的前途？这个问题是不辩自明的。短短几十年，油画及其所代表的艺术类别已深深地渗入了我国人民的生活，愈来愈发挥出巨大的艺术力量。我们继承、发展民族画种，对非民族的画种也应该同样重视，绘画形式要适应文化的提高，而不应墨守落后的现状。将来社会进步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不会满足单一的艺术形式的。恐怕，大规模的油画、壁画、装饰画、建筑雕塑更为当时所需要。我们不妨从现在起就有所认识和有所行动。
组织画会是很好的建议。为了促进艺术水平提高，应该同时开辟画室，画室可以发挥优秀艺术家较大的作用，教学之间也会有较紧密和较诚挚的关系。画室和画会，本着自负盈亏的原则，可以承包各种美术项目，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美术作品，应用美术设计，它们一定会繁荣我国的艺术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
当然，一切，都需要民主来保障。
正像雨露阳光是大地甦生一样，民主的气氛孕育着艺术的萌芽。试想，倒退三年，可能有这样的展览出现吗？民主给灵魂以自由，给艺术以探索。它不仅是使精神愉快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它向人们揭示人类的存在，指出人生的意义，使人类明白自己的命运和生活的前途。
它给艺术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正像这个展览做出的那样，不轰轰烈烈，却扎扎实实；不奢侈豪华，却朴素铺陈；假如没有人横加制止，没有人移花接木，它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就这样，新春之花一朵一朵盛开了。

原载《今天》第二期  署名：夏朴

 

 

鸡  神

[苏] 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   著
歌   还        译

 

　　鸡神，就是海里的一种石头，上面有一个洞。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相信：如果用一根绳儿穿上它，把它挂在你的鸡窝上，母鸡就会下更多的蛋。因此，他们管这种石头叫作“鸡神”。后来，人们又认为鸡神会给人带来好运气。看来，每个人都好像相信运气，即使只有那么一点儿。有的人天真地相信运气，这是些不值一提的笨蛋；还有人偷偷地相信它，心里似乎有点不安。
我就是偷偷地信着它。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到海边，我总是希望能捡到一个鸡神。尤其是去年夏天。我掩饰不住嫉妒的心情，羡慕地盯着小伙子们角斗家般粗壮的脖子和姑娘们那复盖着卷发的柔软的脖子上吊着的上述那种石头。它挂在一根细绳上，忠实地摇来晃去，像是一枚海滨休假的纪念章。连那个老家伙，那个卖山茱萸拐杖的老头，他那起褶的土红色的脖子上，也挂着那么一块。在拥挤不堪的餐厅外，他带着那么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气坐在栏杆上休息。
海滩上，在我身边躺着一个女人。她总是费劲地装出一幅符合她身份的时髦派头。突然，她像个黄毛丫头似地尖叫起来：
“哎呀，同志们！我捡到一块鸡神！”
她得意忘形地跑遍整个海滩，臭显一通。然后倒在她的中国阳伞下面。带着一种对运气的灰溜溜的希望，她开始肉麻地吻着那块石头，她一遍遍地重复着：“啊！你呀，我的鸡神，亲爱的！你是多么好的一个鸡神呀！转过来！你是一个最棒的，是吧！嗯？”
在我身边还躺着一个著名的顺势疗法医生，他长着一个淫荡而干瘪的鼻子。从他咬紧的牙缝里吐出一串喃喃声：“咯咯地叫吧……依我看，她也许要下个蛋呢！”
可我明白，他自己一个鸡神也没有。他嫉妒她。
第二天，我带着潜水镜、脚蹼和水枪朝着苏德里科夫走了很远。我沿着海堤走着，没精打采地注意搜索着我的脚前。从我身边走过两个晒得黝黑的小伙子，他们穿着假天鹅绒的短裤，稀稀拉拉地留着几根“愤怒的青年”式的胡子。他们在谈生活。
“看来这就是你的毕加索了！萨尔维达•戴利可端出毕加索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抽象概念。”
“算了，有关抽象的东西谈了不少了。你看了女子学院那幅作品了吗？光那件游泳衣你看值多少钱？还有画面的构图？一个布里盖特•巴道特的副本，对你来说，那可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吧？”
他们中有一个人挂着一个鸡神——它挂在一根银链子上。也不知为了什么，那链子尤其使我生气。当然，惹我生气的主要并不是那根银链子，而是链子上挂着的那玩意儿！
“嘿！萨尔维达•戴利是超现实主义者，他才不是抽象派呢！”我朝他们身后大喊。可这小小的报复不成功——他们已经走远了，没听见。
突然，我看见了一个鸡神。它不是通常那种灰色的，而是透明的，里面还有珊瑚状的叶脉，正中央有一个小洞。我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它拾了起来，好像怕碰碎它似的。我咯咯地冷笑起来。它是有一个洞，可并没有完全穿透，要完全穿透变成一个鸡神，这块石头还需要大约一百年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一点儿。现在，它只有一半是神，只不过假装是神。
我把它扔进了大海，又开始用吃奶的劲儿观察着附近的石头子儿。不管怎么说，货真价实的东西看来是可以在半真半假的东西附近发现的。可是，在没有找到它的时候，我们对半真半假的那个表示遗憾，并且那样漫不经心和忘恩负义地把它扔掉了。
我沿着岸边一拐一拐地走着，一种沉默的狂躁简直使我无法克制。所有这一切念头，夸张的，还是含糊的，像一件件吹牛皮的事一般涌现在我的脑海中。的确，我联想到：我发现的那个半鸡神象征着我自己的那只有一半的幸福。
“手表丢了吗？年青人。”传来一个关切的声音，“我一直看着你，发现你在找什么……”
附近站着一个矮小得可怜的老妇人，目光中充满着真诚的关注——这是一双非常生动的眼睛。她的胳膊上搭着一件仍然很湿的，像节日盛装一样华丽的游泳衣。
“是的……我的手表。”不知为什么，我这样回答了她。
“那咱们一起找吧！四只眼睛总比两只眼强。我的眼睛可好了，相信我，亲爱的！我这样的年纪，已经该吃养老金了，可我一直工作着，我在特立高尔卡当一个纺织工人。干我们那一行没有好眼睛哪行啊！我的工作可是够艰苦的。哎，你把它丢在哪儿了，你的表？”
“就在这一片什么地方。”我含含糊糊地回答，改口已经太晚了。
“也许它滑到石头底下，或者滑到哪儿的缝里了。”老妇人说。她非常乐于关心别人，精神抖擞地用她的小脚翻着石头子儿。“多美呀！这大海和鹅卵石。我亲爱的，你这是头一次来海滨吗？”
“是头一次！”我又撒了个谎，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么说最合适。
“我也是头一次！”老女人兴奋起来。“这是我们经受的第一次洗礼，嗯？我活了这么多年，见识过那么多事情，可从没见过海。他们奖励我，让我休假。开始，他们要送我去基拉芬斯克——说什么去那里我的年纪最合适——可我在党委会上这样说：‘要休假就让我到海滨去，否则我就该死了，再也看不到它了。’当然，那些关于死的话，我只是说说，给他们点压力——我会活得比党委书记还长的……哎，你的表到底丢在哪儿了？”
“算了，咱们别找它了！”我说，现在我已经无地自容了。
“你说什么？别找它！你们年青人呀，就是不知道爱惜东西！因为东西来得太容易了。”
“也许被人偷走了。”我竭力想摆脱困境。
但是办不到。
“这样说别人可不好！”老人厉声说，“也许你的表就在这一片藏着，可你却怀疑这种事！有一次我回家时把钱包丢了——我也想它可能是在汽车上或是什么地方被人偷走了。可是钱包里有一个卡片，他们通过失物招领处找到了我。还给我所有的东西，连一个戈比都不少。后来，一想起我那么怀疑被人偷去，心里就感到羞愧……看啊，多好玩儿的一块石头哇！”老妇人捡起她发现的东西让我看。在她手心里，稳稳当当地躺着一个鸡神。
“这是鸡神，”我闷闷不乐地说，“它能给人带来好运气。”
“是吗？”老女人微笑着，“也许它会给我带来运气，这样我就可以粘住罗曼丁和达斯卡了！”
“他们是什么人？”
“什么人？罗曼丁就是我们车间检验处的头头，达斯卡是个组长。以前达斯卡可是个不错的姑娘，后来一上了报可就变了。他们给了她一枚奖章，选她当了区苏维埃代表——当然，这都是应该的。可她被这一切冲昏了头脑，也许这是他们的责任。代表大会啦，形形色色这类排场的会议弄得她都不知道怎么干活啦！她成天啥也不干。罗曼丁老护着她——说什么权威是不可侵犯的。这不对！工作的时候，人人都是平等的，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对啦！你那该死的手表跑到哪儿去啦？”
实话告诉你，表就在我兜里。每逢到海滨，我总是把它摘下来，以防受潮出现白斑。我偷偷把表掏出来，趁老人转过身去的时候把它扔到海滩上。
不一会儿，她找到了它。
“在这儿呢！我告诉你它是丢了的吧！”她满意地说，一边擦着表蒙子。“可别再丢了。以后如果丢了什么，先别乱怀疑，找找看再说。我还要到水边呆会儿。啊！这大海啊！我真爱它。真遗憾，我年轻时从来没来过……”老妇人开始朝着海边的小路大模大样地走了。走了一段她停住了，用一种做买卖的腔调问我，“换句话说，这个鸡神能帮我粘住罗曼丁和达斯卡吗？”
“一定能。”我笑着说，但是这笑容里有点悲哀和嫉妒。我嫉妒的并不是她的鸡神，而是这老妇人本人——嫉妒她那种知道一切事物，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自信。不过，我也有一点嫉妒她的鸡神。
我来到苏德里科夫湾，懒洋洋地躺在堤岸上翻来覆去。我开始在乱石子中寻找我的运气。
它并不在那里。
这一切简直太可笑了。我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然而却带着孩子般的幻想，把能否找到一些小石子看得和生死一样的重要。
我决定下水去找。我戴上潜水面具，一头扎进水底，沿着海岸游了很长时间。水下的石头完全变了样，它们闪着彩虹般的磷光，看来好像在用光滑的表面轻轻地呼吸。遗憾的是它们身上没有洞。一些躯体庞大的鱼不时从我身边游过，我故意追逐着它们——对啦，这些鱼是我从没见过的。我决定把岸上的水枪拿下来打一会猎，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不管是在陆地上还是海底下，命里注定我是不会找到鸡神了。
好，我现在不再搜索海底了，而是待在水里等着鱼儿出现。我用左手轻轻地划着水，伸出的右手握着关了保险的水枪。鱼儿好像感觉到了我意图的改变，于是都无影无踪了。我正在心里诅咒着鱼和我自己，忽然看到一个大而花哨的鱼肚子在乱蓬蓬的海草中摇来晃去。鱼儿也一定看见我了，它一动也不动。我准备扣扳机，猛然，一双充满脂肪的毛茸茸的腿出现在我的视野之内。想想吧，我的铁箭头带着哨声穿进其中的一条令人垂涎三尺的腿肚子该是什么劲头！正是因为这活龙活现的理由，我紧紧地扣住扳机。这个蛙人潜到水下去了，我发现，就像我刚才干得那样，他也在沿着海底搜索着。
这不是那个顺势疗法医生吗？
“哈哈，他也在找呢？”我想。我幸灾乐祸地向岸边游去。
一会儿，这个医生在我身边躺下了。他舒舒服服地伸着懒腰，一点也没想到他的腿肚子刚才差点遭到什么样的危险。
“邮局有你的一个通知，提到莫斯科来的一个长途电话。”他说，然后用一种深思熟虑的漫不经心的腔调说：“你看我有什么……”
在他带着黄玉戒指的肥胖而短粗的手上，放着一个鸡神，这可真叫我受不了。
我说：“谢谢你。”这时我几乎忍不住要告诉他：所有的顺势疗法医生都是江湖骗子（说句良心话，我根本就不信那一套）。
我放下水枪，动身去邮局。谁能给我来电话呢？妈妈？单位里的什么人？她？
我忘不了她，就像人们忘不了悦耳动听的乐曲，每个人本来就是一首美妙的音乐。有的人把他们生命的全部声音，都作为温柔地安慰和医治他人的奇妙的礼品馈赠出去了；还有人用他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去触怒别人，并把这种微不足道的天赋作为自己捐献的一份儿；还有一些人，凭借他们内心美妙音乐的悲剧去唤起勇气，勇气是一个人最合适的行动表现了。另一些人呢？固执地用一种雄壮曲调去唤醒惰性或消极——或者什么更糟糕的的东西——这类行动比一般普通人显得更令人讨厌。
有安魂曲中的人物，他们的生命就是韵律；有狐步舞中的人物；也有类似一种布鲁格拉斯草的人物。还有那么几个，人数有限，是一种巴布和古典音乐奇怪的杂烩。
我懂得你是哪种调子……无论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饭店，只要有个乐队，你都要去点“索尔维格”。有一次，在赛马场的餐厅，我送给小提琴手一点钱和一张条子。服务员把它们又送还给我。纸条的背面写着一行孩子气的草字：“我不用借格里格的名声。”
我低头看这纸条的时候，提琴家带着一种讥讽的藐视看着我，后来他看见了我身边的你。立刻，他脸上的什么东西起了变化。他拉了点儿别的东西——“云雀”、“弗莱利奇”——可从始至终他都盯着你。然后，一个长着副水果投机商面孔的，曾风靡一时的举重运动员拖着两条罗圈腿到他面前扔了十块钱，要求来一段“我们敖德萨的光荣”。提琴手推开了他的钱，开始演奏“索尔维格”。
不几天以后，我们又走进哪个餐厅。小提琴手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当我们在铺着地毯的过道上漫步找座位的时候，那首曲子又围着你转了。
如果一首动听的旋律有眼睛——它们有的——那这首旋律有和你一样的眼睛。欢乐与无畏的眼睛是漂亮的，但像你这样的眼睛更美丽无比：无畏而忧郁。是的，我只看了第一眼就爱上了它们。那时我并没有意识的这一点，只是在最近我才明白这是事实。
有一次我看到你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走进一个被什么人荒废了的院子，一个对你来说是十分陌生，而且不管你多么盼望绝不会变成你自己的地方。
的确，甚至在这以前我就爱上了你。可我太清高，根本不承认它，甚至对我自己也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每晚你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那个不可捉摸的深宅大院里。在我们单独见面的时候，毕竟没有人一定要知道它。那时，非常可能大家都知道，除一个之外。可是现在，在大家都知道，只有一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它仍然是一大谎言。
所以，我假装我不爱你，为着自卫而装着。你甚至使我完全相信了它。你带着一种明白自己被别人困扰了的微笑说：“美丽的线条……”
后来，就在那天晚上，你告诉我：“你懂吗？阿辽沙，你不要这样，咱们去给你找个姑娘吧！先送我回家，然后你到哪儿跳舞，这对你是有好处的，行吗？”
我打了个电话，我们就来到那里。我要表现出独立，并从独立中救出了自己，然而这独立本身就是安全。
一个二十岁上下，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家伙——非常苗条而且完全陶醉于自己姣好的面容之中——闪进这辆出租车。但是那甜言蜜语的寒暄，虚情假意的闲扯，说什么她来不及打扮。这声音的旋律在你那已快耗尽然而高不可攀的旋律旁边相形见拙了。
我们开车来到你的房子前。
“你住在那所房子里吗？”那家伙很感兴趣地问。这兴趣中残忍地闪烁着青年人得意洋洋的优越感。
“是的。”你答道，仍然不下车。
“哪个窗子是你的？是那边的那个吗？亮着一盏灯，也许是你的孩子们吧！”
“是的，我的孩子。”
你走出车子，仍然抓住车门说：“嗯？开玩笑……是吧？”然后向马路对面你的房子走去。
一股旋风像条白蛇似的缠住你穿这一双瘦鞋的小脚，这小脚是那样弱不禁风。我明白，我必须保护你，然而我却没有保护你的力量。
不几天以后，我们又坐在一起，在谁的房子里喝着什么——你，你的丈夫，还有我。你丈夫又粗又壮，脸上长着剪短的刷子一样的胡子。
他那样地爱你，同时它又恨你。他不能原谅你，不能原谅你几年前的行为。
他，你的丈夫，从没和你谈过任何事情。你不爱他，可你喜欢他和你谈话。这一点他还有两下子——我知道他。他——那个家伙——害怕他在你心里唤醒的东西。他像一个演说家，害怕那些相信他的话的人的不留情面的机敏，害怕那些已经准备为如此美好的辞藻而献身的时候又胆怯地逃跑了的人们。你的丈夫不能原谅你。他是一个深沉的人，深沉的人很少原谅人。
不知在吃什么的时候——我想是什么菜——你不当心向我作了个什么特殊的动作，他立刻就注意到了。你像一只用翅膀保护自己孩子安全的鸟（你并不为自己，你只能为别人担心），你开始谈起别的人，显然是你几乎不认识的人。
他一声不吭地站起来，在你脸上打了一拳。这拳打得很准，他曾经是一个拳手。你摔倒了，碰到暖气上。我打不过他，只是把他推到一边，把你扶了起来，和你一起走出了那所房子。我们沿着黑暗的大街走着，出租车的司机难为情地躲开了。最后，一个好心人过来，开车把我们送到克里斯托弗索夫斯基医院。我编造了个被流氓围攻的故事。他们不相信，可这和他们也没什么关系。当她们用针缝你被打破的嘴唇时，我坐在走廊里，羞愧地哭了，我不能保护你。
然而你还得回到你丈夫那里去。你把你的痛苦又告诉了我。“你别这样，真的……”于是我来到了海岸边。
给我打电话的，会是你吗？
我有点害怕，但并不怎么害怕你的电话，而是害怕这电话是关于你的。在我看来，迟早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一个八岁上下的小女孩在邮局大楼的门廊里打盹，小拳头放在她的脸上，一张蓝色的纸从拳头里露了出来。我走过去拿起它，这是留给我的便条，让我等候从莫斯科来的长途电话。
这小女孩认出我，站起来责备地摇着头。
“你到哪儿去了？我一直找哇找……”
便条上写着午夜12点，还有很长时间没事儿干。
“你要去哪儿？”小姑娘问。
“随便到哪儿。”
“那就带着我一起随便到哪儿吧。”
“好吧！”
于是我们出发了，随便到哪儿。

　　我和这个小姑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她和她的妈妈——一个大约五十岁年纪，孤独而神经质的女人，长着一双能看透一切的眼睛——住在那个小镇上。有一次，这个女人来找我，简洁而直率地说：“在这个地方，我谁也不认识。但是看起来你是个好人。我走路很困难，我这个女孩却死活想到山上玩儿……”
于是，这个小姑娘就和我开始了徒步旅行。在卡拉达喀那儿，我们不采花，却采了很多蘑菇。这蘑菇闪着光，好像复盖着一层冰霜。在死湾，鬼影般的蜥蜴一溜烟地窜过灰状的沙滩，发出一阵阵神秘的沙响。我们还去过俄罗斯最后一个象征主义者的坟墓，他常常在这里散步，穿着斗篷和罗马式的凉鞋。在坟墓旁边，曾经竖着一个用彩虹颜色的海石堆成的十字架。在十字架的正中央，放着一块特别大的海蓝色的石头，正中有一个洞。
“甚至他，也有一个鸡神。”那时我伤心地说，“我却没有。”
“鸡神是什么呀？”小女孩问我。
我告诉了她。
“你会有的，”她向我担保，“你是个好人，每个好人都会有好运气。”
好人是不是就有好运气，我没和她争，可是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呢？”
“你是什么人妈妈可以一下子就说出来，妈妈知道什么人好什么人坏，而且我也知道。”
“你这么个小丫头，怎么会懂这些？”
“因为外表上看起来我很小，可是实际上我已经很大了。”
我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离近看她。
她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像两道绿色的海浪，仍然正在长着的牙齿之间还有缝隙，亚麻色的头发不成款式地编成一条小马尾巴。苗条、赤裸的小腿，淡紫色的膝盖。
她低垂着双眼，用棕色的小手敲着彩虹色石头堆的十字架，她问我：“你老是像这样吗——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甚至更坏。”
“你说什么，更坏？”
“那是在不孤独的时候，可是孤独的时候可能也会这样。”
她把手停在十字架上的蓝色的鸡神上，一本正经地说：“要我作你的妻子吗？”
“可我太老了。”
“你一点也不老——你甚至比我妈妈还年轻呢！可谁也没说过她老。而且，人们什么时候说过爱老人不好呢？”
“你爱我吗？”
“如果我爱你，要我作你的妻子吗？”
“在你的想象里，作一个妻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劲儿地爱。”
“哪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爱你，使你老幸福！使你从不感到孤独，甚至在孤独的时候。”
她看着我，叹了一口气，十足像个大人。
“你怕别人笑我们，那我就秘密地作你的妻子，谁也不会知道。”
“可我爱着一个女人。”我说，和她一样，我现在一本正经了。
“她爱你吗？”
“不知道，有时好像爱，有时又不。可那倒真是不重要。”
“这对我也不重要，”女孩说，“不管怎么着，我会爱你的。我自己觉得我是你的妻子。而且，也许早晨我可以去看看你，会给你收拾一下屋子吗？”
“当然可以。”
“可是你得作主人，要不人家该笑话了。”
“好吧，我作个主人。”
于是，她每天早晨带一把扫帚到这里来，专心致志地打扫起屋子来了。
很多休假的人笑话我们的友谊，尤其是那个顺势疗法的医生。可是小姑娘的妈妈理解我们。她病得厉害，重病人总是懂得很多的。
现在，我和我的小女朋友向随便什么地方走着。
“是她的电话吗？”女孩问道。
“你希望是吗？”
“我希望。”
“那么一定是她的。”
我们坐在凸出的圆石上，下面是渐渐变黑的大海，已经傍晚了。
一群快乐的小伙子和穿着短裙的姑娘，从我们面前叽叽喳喳地朝海边走去。他们带着一捆捆整齐的像玩具似的木头，背着法国航空公司的蓝色挎包，包里露出一瓶瓶红葡萄酒。那两个今天早上我没追上的、藐视现代绘画——尤其是萨尔维达•戴利——的家伙正淘气地拖着一把大壶，海味的香气从壶盖里阵阵飘来。
一个大学院士，刮得干干净净的脸晒得通红，带领着这一大群人——他也穿着短裤。从相貌看，你会觉得他不过五十岁，虽然我想在第一次大战前他就结了一次婚。可是他摆脱了自己的“科技圈子”——把自己像粒子一样分离出来——降落到大地上来和青年人作伴了。他在海岸上有一座别墅，它像祭电离子和电场的寺庙，俯瞰着传出凄凉的打字声的作家俱乐部。
院士走到我们面前，我看到他肩膀上挂着一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指针停在土耳其电台的位置上。从收音机的声音里判断，土耳其正沉浸在欢乐之中。
“和往常一样，你们又在一起！”院士一边说，一边像骑士似的吻了一下小姑娘的手。小姑娘像尽自己的义务，自然地接受了它。“我们也像往常那样总是在一起。”他朝着他率领的穿短裤的队伍挥了一下手，作了一个有力而优美的手势。“你们能赐给我们参加我们晚餐的荣誉吗？”他问，装出一副和我们私人关系很熟的样子，像一个有教养的客人，然后，他仍然用他那潇洒的风度背诵道：

月亮和起伏的山峦，
装饰着这美好的野餐，
没有更伟大的欢乐存在，
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

　　“谢谢你，”女孩婉言道，“可是阿辽沙十二点要等一个莫斯科来的长途电话，他必须在邮局等着。”
“我祝愿那个长途电话带来好消息！”
院士又吻了小姑娘的手，转身朝他的队伍走去，他们正z在那里不耐烦地来回换着脚。不一会儿，土耳其欢乐的声音消失在小路拐弯的地方。我爱他，爱这个院士。我明白：他那整个一帮人只是一个孤独的团体，不过没有被大家注意到就是了。
这时，像她妈妈一样长着又大又忧伤的眼睛的小姑娘说：“你干嘛不和他交个朋友？我真替他难过，他也是非常孤独的。看起来他现在好像并不是这样，实际上他要孤独得多！”
她懂，她什么都懂……
大海暗了下来，乌云时而抽搐着靠拢，时而又无精打采地散开。这块云撞上那一块，变成一团巨大的云彩，然而有时又分开了。突然，在这支离破碎的不停顿的混乱之中，我看到一张男人的脸，并不熟悉——然而又熟得厉害——长着一双聪明而忍辱负重的大眼睛。这张脸什么都懂。好像有人在给我施催眠术，我盯着它，手指抓着岩石缝里钻出来的野草。
一会儿，这张脸消失了。
我的眼睛搜索了很长时间，在狂奔的乌云之中我又看到了它——这次是一张女人的脸，但眼睛却长得和上次的那双一模一样。
它什么都懂。
一会儿，它又变成了一个男人的脸，然后又再一次变成一副女人的面孔，但却是同一张脸——一张辉煌的、充满人类善良的脸。它也什么都懂。
我感到又喜又怕，一直到天黑得使我再也不能在变幻莫测的云彩之中分清什么东西的时候——尽管那儿还是有什么东西——这种感情一直持续着。
“快十二点了，”小姑娘说，“咱们最好去邮局吧！”
“你该回家了，妈妈也许该着急了。”
“不会的，她知道我和你在一起。”
我们向邮局走去，现在我有点相信，是你打来的电话。
但是我错了。
虽然她比你大不了多少，可通常你还得叫她“继母”。我听到她深沉、有点沙哑的声音，这声音甚至奇怪地使你感到迷惑不解。
“她现在住在我这儿，”那女人说，“她病了，懂吗？你必须赶快回来。”
“好吧！”我回答。
小姑娘在走廊里等着我。
“是她吗？”
“不，不是，但应该是。我得立刻动身。你呢，应该睡觉，太晚了。不管怎么说，实际上你还小着呢！尽管外表看着大，可里面你仍然小得可怜啊！”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不用啦，没必要。”
这时，她从她印花布罩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在她小手中央，闪现出一道温暖仁慈的光，一块鸡神躺在那里。
“我今天找到它的，你说一块鸡神只能给亲自找到它的人带来运气。可是我爱你，所以我就是你。如果我发现了它，也就是你发现的，它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的。”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它，人们只有在懂得它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才会这样拿。小姑娘踮起脚尖，用她冰冷的嘴唇在我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就跑开了。
我叫醒了疗养院的向导，向他说明我叔叔死了，我要在一两个小时内搭上一辆过路的车到西佛罗波去。司机是一个壮汉子，他抽着香烟闷闷不乐地喷了一口烟。
“嘿，我有一个鸡神。”我脱口而出，然后松开手，露出手心上那块神秘的石头。
他朝我的手心凑了过来。
“嗬！”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像个孩子一样地声明：“我一块也没找到过！”
“嗯，你会找到的，”我自信地说，“我也不是一下子就弄到手的。”
飞机上没座位了，第二天甚至连飞机也没有了。可是她说“赶快”，所以我不得不赶快。我找到售票处，卖票的正就着太妃糖喝着茶。不知为什么，太妃糖给了我希望。
“我叔叔死了。”我高兴地说。
“人人都死了叔叔。”售票员答道。
“可是我太爱我叔叔了。”
售票员放下杯子，很感兴趣地看着我。
“你叔叔是什么人？”
“他是个科学家，原子科学家。”
“奖金获得者？”
“是的，是个奖金获得者。”
“好小子，”售票员说道，“不是你叔叔，奖金获得者是你。”显然，这是我撒谎的证据。
“普罗霍利奇，”售票员对什么人说，“去莫斯科的货机没开吧？带个人吧！他叔叔死了，一个奖金获得者。”
他放下听筒。
“买一张同样的票，你就可以上飞机了，只是要快点儿。”他递给我一块太妃糖，“吃了吧，在货机上可不许吃这玩意儿。你要飞很远，小伙子，干嘛走啊？”
四小时后我已经到了莫斯科，你的继母给我开了门。
“小伙子！干嘛走哇！”她说，十足地像西佛罗波机场的那个售票员。“快去，她正等着你呢！”
你躺在床上，把毯子一直拉到下巴上。你在隐藏那块伤疤。我走近你，伸出手，露出那块神秘的石头。
“这是个鸡神，”我说，“它会给你带来好运气。”
我把那个牙齿有缝的不凡的小姑娘的礼物放在你颤抖的手里。
我知道你会理解我的。

 

译后记

　　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一九三三年七月生于苏联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旁济马站，父母是地质工作者。他于一九四四年从西伯利亚迁至莫斯科后，一直生活在首都。在成为诗人以前，他在集体农庄、运木场、地质勘探队等处工作过。他从十五岁开始发表诗，大约二十岁时加入苏联作家协会。一九五三年入高尔基文学院。一九六二年四月被选为莫斯科作协分会理事，同年十一月担任了发行五十三万份的《青春》杂志的编委。作为诗人，他一共出版了十几本诗集，还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
《鸡神》译自一九六五年八月号美国《竖琴》杂志。

 

原载《今天》第二期　

 

 

俄国象征派诗歌与亚•布洛克

张鹏志 编译

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诗界的主要倾向与小说界一样，也是象征主义。1890年象征主义开始在俄国文坛出现，1895年出版了诗刊《俄国象征派》（只发行了三期）。这个诗刊只是用响亮的口号打出了新的旗帜，但实际上，它的独创性成分很少。尽管如此，这对于俄国以往的停滞不前的诗坛来说，是一种挑战。
1895年——1900年是象征派的准备时期。这段时期，此派作品大都刊登在发行量很小的杂志或二、三流的小杂志上。后来，《北方通讯》成为象征派的机关刊物。当时在这个杂志上撰稿的有明斯基、米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女士、巴尔蒙特、沃因斯基等人。在俄国，能知道什么是象征主义完全由于他们的努力。《北方通讯》与1898年停刊，代替它的是1899年诞生的、出色的杂志《美术界》。一流画家和诗人汇集在一起，为此杂志撰稿。米列日柯夫斯基的著名论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这个杂志延续到1904年。1903年，批评家弗罗索霍夫和作家、诗人米列日柯夫斯基在彼得堡主编发行了《新道路》杂志，热烈提倡植根于宗教哲学的新思想。1905年《新道路》改编为《人生问题》，内容也多少有些改变，然而仅一年就停刊了。此时，对俄国文艺界贡献最大的，是1900年以来在莫斯科以波良柯夫为首组成出版社的一群青年作家。这个时期，以前模仿性颓废派消踪匿迹，俄国象征派也由此走上独创的道路，在诗歌、评论、小说各方面涌现出大量的杰作，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更深刻，诗歌形式更典雅华丽，民族性被更加明确地表现出来。紧接着，两个能够代表新诗运动的团体出现了。

二

这两个团体是狄奥尼斯诗社和阿波罗诗社。在近代俄国诗坛上，它们显出惊人的活力。所谓狄奥尼斯诗社，顾名思义，就是标榜狄奥尼斯主义（酒神），以此作为文学、心理以及哲学依据。这个团体的中心人物，是瓦·伊凡诺夫。在他周围集合着年青的作家和诗人，按月发行其机关刊物——一种与其说是杂志，不如说是诗集的小册子。这个刊物几乎全由伊凡诺夫执笔，新登载的诗歌很多都是打算发挥所谓狄奥尼斯主义的一种尝试。
与它相对立而产生的另一个新团体，阿波罗诗社，亦如其名，是信奉阿波罗主义（太阳神）的。这派在艺术上所标榜的，归纳起来，就是所谓新的现实，清醒严肃的创作，符合艺术法则的技巧，美的形式和富有生命力的幻想。这一派每月发行大型机关刊物《阿波罗》。给杂志撰稿的有安德烈耶夫、索罗古勃、沙契夫、多依莫夫、库兹明、列米索夫这样一些的象征派青年作家和诗人。虽然巴尔蒙特、勃留索夫、米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女士、索罗古勃等人被认为是俄国现代主义的明星，但是继他们之后，更有伊凡诺夫、别雷、果洛丁兹基、布洛克、库兹明等年青诗人尝试着进行灿烂的新运动，并代表着新思想。因此，俄国的批评家称前者为前期现代派，称后者为后期现代派，加以区别。当然，后者从前者脱胎而来，但正如两者之间在对诗的见解上不免有某些差别一样，后者不论在诗的形式、内容、词汇各方面都显著地成为“更新的东西”。

三

前后期象征派诗人努力创造着美的宗教和新的人生观；努力从这个世界消除遮蔽宇宙美和宇宙本身的阴影，这是他们的主要特征。对于他们，印象主义一开始时只是一种艺术，一种人生观，决不是“主义”、“流派”这一类有区别意义的名称，而是宗教、科学和艺术的综合。俄国的象征主义通过这一综合，表现着种种特征。
首先，是神秘性倾向。神秘主义已成为泛滥在现代诗人的作品中的一个要素。在现实的黑暗、丑恶、卑俗、不和谐里感到不满足的象征派诗人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力，建立了新的神秘主义。歌唱过“我在秘密的空想中，创造了大自然的理想世界。这荒野、岩石、水，对这个理想世界来说，等于是尘土。”的勃留索夫，迷醉于秘藏在世纪底层中的睿智；巴尔蒙特对于女性——光辉的太阳和世界上的统治者，对于人类美丽的肉体，对于土壤、水分、空气和火的赞美，同时用银铃般响亮的音乐性语言，歌唱着昏黄的影子和模糊的幻象；被称为模古匠的伊凡诺夫试图解释星球的秘密，彻底领会世界起源的深义，解读古希腊神话的象形文字；布洛克超越现代一切现象，沉浸在正被忘怀的少年时代某种梦幻般依稀的气氛中。
神秘主义在俄国文坛出现，有种种原因。首先，社会对以往的写实主义感到厌烦，以至渴望着某种新东西；其次，社会不能忍受精神激奋和内心不平衡的时代，因此而神秘地观照实在的其它形式，并想得到几分慰藉。总之，神秘主义的人生观是虚无的，他们必然要诅咒现代文明；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对古代神话的复活中，想象着自由自在的享乐，最后实现狄奥尼斯的宗旨。

四

神秘性之外再加上宗教性的情绪，这是很自然的。这已成为现代派诗人的第二个特征。在当时俄罗斯诗歌里，神秘色彩和宗教情绪确实表现得很显著，因此，这类诗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现代人的祈祷，这毕竟是从他们不追求某一目标就无法生活的骚动不安的憧憬中产生的。当时所有的诗人几乎都是以祈祷的心情来写诗的。最能唱出现代人精神的吉皮乌斯女士，曾这样说：“我认为祈祷是人类天性中的自然要求，也是必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祈祷，都具有祈祷的心理倾向。有意识的也罢，无意识的也罢，两者间并无差异，而且，无论以哪种形式敬奉神，无论敬奉哪种神，都可以。诗歌，即音乐的语言，是祈祷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心灵通过这一方式来祈祷……”
布洛克也这样说：“欢乐，并不是我的希望，我的生涯中有一个契约，那就是为‘陌生的女人’服务。”这颗心充满着中世纪骑士的宗教情绪。其他诗人，无不沉浸在宗教气氛之中。俄国现代派的很多诗歌，不管是主观的、抒情的、生理的、还是幻想的，都可以看作是宗教情绪的结果。象征派与颓废派不同的主要之处，就在于宗教情绪的显著这一点。

五

既然现代派诗歌是神秘的、宗教性的，那么，就不能不流于幻想。富于幻想的因素应是俄国象征主义的第三特征。这些现代派诗人确实可以称为幻想家，他们永远睁大清新、刚健、奔放的幻想的诗眸纵观宇宙，不断地要感受、要得到一切实在事物的印象。勃留索夫自豪地说：“我无拘无束地歌唱着一切事物，因为我是诗人，我当然什么都唱。”抱着这种目的的诗人们，对于社会庸俗的伦理、道德、乃至趣味采取破坏的态度，把这种态度看作自己的使命。于是，他们不仅持反道德态度，甚至完全超越道德并极力排斥众俗，同时幻想着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致力于创造音乐、哲学和诗歌交响乐的别雷，虽然在评论集《论象征主义》的“未来的艺术”这一章里写道：“我们必须忘记现在，必须从新改造一切。而为此我们首先要创造自己。”这虽然是一种绝望的呼声，但确实吐露出现代诗人的内心愿望。他们毫无顾忌地走进这个社会，好像走进能够自由行动的下等酒吧一样。诗人们的新兴艺术破坏了大自然的宏伟，破坏了爱情和道义观念，并且为自豪的信念所驱使，大声扬言“我就是神”、“我们是太阳”。这真是个人主义的放任，准确地说，是一篇体现最新思潮某一方面特点的个人主义的集体宣言。在这个意义上讲“恶之华”一词，可说是一语道破俄国象征主义的恰当的评语。

六

现代派诗歌的最后一个特征，是把诗歌和音乐交融起来的倾向，即把诗写得具有音乐般的效果。因此，在当时的诗歌里，上代人的诗歌所不知的复杂而纤细的旋律，按照现代人内心中的音乐形式表现出来，声调流畅，韵律丰富。同时，在现代派诗人中准备进行另一个尝试，使国土、人民和诗歌相互接近，这是以复活古代语汇、神话、研究古典作品相关联的。别雷说：“我信仰俄罗斯，俄罗斯存在吧，人类存在吧，我们存在吧，新的时间和新的空间也存在吧。俄罗斯，这辽阔的草原，这百花怒放的原野，我对我祖国母亲的命运深信不疑。”
还有，思想的朦胧，词意的模糊不清，刹那间内心世界的温暖，蟠曲在每个诗人心中的哀愁和对现实的绝望，等等，也是俄国象征派诗歌中不容忽视的特点。

七

但是，不管怎么说，可以称为俄国象征主义基调或统治观念的，是浪漫主义。象征派诗人已经承认自己和浪漫主义之间在诗歌方面存在着某种联系。批评家果夫曼在《俄国的浪漫派、象征派和颓废派》一文中也把俄国象征主义者称为“复活了的浪漫蒂克”，其中历数了米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女士、布洛克、索罗古勃等人的名字。的确，在当时俄国印象派的作品里，浪漫气氛表现得最明显。但是，这里提到的浪漫主义一词，请理解为憧憬的心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人类精神中憧憬心理是绵延不断的，随着这种心理的每一次反复，浪漫主义也必然反复。例如在旧思想失去权威性，人们憧憬新思想，旧时代消亡，人们追求新时代等等情况下，人类心中自然地发出的憧憬的呼声，就是浪漫主义，就是在时代的每一次变化中必然产生的人类的基本要求。可是，这种要求的基本内容都必然地不尽相同，每当面临新的反复时，随着那时人的心理状态而具有新的内容。因此，现代的新浪漫主义虽然与十八世纪初、十九世纪初不同，然而在追求某种新事物这一憧憬心理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当用这种观点鸟瞰当时的俄国诗坛时，任何一个人的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憧憬的心情。不论巴尔蒙特、索罗古勃还是勃留索夫，虽然他们追求着的是某种朦胧的东西，而且他们目标的具体内容也不相同。但在这一方面——破坏旧宗教、旧哲学、旧道德，破坏旧理想的权威、并寻找某种权威，在可怖的恶梦似的现实生活中为了慰藉灵魂的不安，由此而产生的憧憬之情所迸发出的内心的声音，则是完全一致的。

八

俄国现代派诗歌运动中，别具天才的是1921年早夭的亚历山大·布洛克。从1904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美妇人之歌》开始，他一下成为新诗歌运动的中心人物，作为第一个现代都会诗人引起人们的瞩目。通过一双梦幻的眼睛，观察都会的日常生活，并将这些朦胧的印象象征化，这就是他的特色，他比以前的都会诗人更近了一步。他不仅描写，而且在所描写的事物中注入了生气，赋之以灵魂，在他的诗歌里，幻想和现实参差交错，编织出神奇的都会气氛。
布洛克的第二部诗集《意外的欢乐》，充满了大量的沉浸在都会气氛中的成熟而美妙的诗歌，似乎他不能在某种田园气氛中思索，而只能在巴黎的游乐场或彼得堡的列斯特兰这类地方获得灵感。
都会，是城镇居民和现代文明的象征，它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心理因素，智慧和感情的过分饱和，其结果必然在灯红酒绿中追求更新的刺激。现代都会，产生了西欧的波特莱尔和魏尔伦，而在俄罗斯的代表诗人就是布洛克。以前的俄罗斯文学，大致可称为田园文学。俄国的长时期的贵族制和农奴制，使智力活动只限于地主阶级的代表者之中，包括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的俄罗斯艺术家，精神上实际都是乡村人。即便是描写过都会的涅克拉索夫，对都会也持有隔膜的态度。而第一个伟大的都会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并不是为享乐而出现在都会之中的。随着西欧都会文明和市民运动波及俄罗斯，都会文学终于取代了以往的田园文学。这一转折过程中的巨星就是亚历山大•布洛克。
太阳，自然界的光明，虽然受到亿万人的共同景仰，但对布洛克来讲，却是毫无用处的庞然大物，他永远憧憬着人造光，他的幻想在弧光灯下工作，创造着优美的传说。

在酒吧、小巷、十字街头，
在电灯的梦境中，我度过不眠之夜，
追求着无限的美，
探寻者永远向往深巷传闻的人。

布洛克从不知道什么是离群索居，否则，他的心灵就会沉睡，缪斯就会飞走，人们内心的秘密之门就会对他关闭。他喜欢都市华而不实的辉煌，香水燃烧般的芬芳，红玫瑰般的嘴唇，金色的糖果，小胡同里的垃圾和倦怠的女侍。他的诗歌永远是一个将都会文明嵌入世界生活的画框。
布洛克不仅歌唱都会，而且象征化地再现了都市人的心理和生活状态。现代人一天之中得到的印象，前人一生也感受不到。知识的进展，天才的成功，生活的贫困，人世的辛酸，科学、艺术、冒险和犯罪——今天，这些现象在任何一条街上极为平常地飞旋着。生活既无规律，也无秩序，从人们面前一晃而过，人们决不在途中凝视别人的面孔，自然也没有时间深刻地洞察其它心灵，只是捕捉片段的现象，以至在人们眸子里，别人只不过是个朦胧的黑影。布洛克就是把这些高度概括化了，凝成优美的诗句。他的诗歌中并不叙述什么，而是抓住事物闪动的影子，他喜欢歌唱无规律和无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特有的气氛，才能讲出现代人心中的絮语。这一切就像个眩目的万花筒，时刻都在变化，没有规律，只有气氛和幻影的流动。

辉映在眼睛中，停留在幻想中，
黏附在战栗的心坎上，
山羊般的红物体在明亮的地平线跳跃着，
马车开门时，啪啦一声响，
乞丐举起颤抖的灯火，
潮湿的柱子上张贴着剧场海报……

对于布洛克来说，名词是不必要的，只要有动词就够了。他是一个充满动作的诗人，捕捉着人们的表情和身姿所留下的印象。所谓“山羊般的红物体在跳跃着”，“红物体”指的是什么，对此布洛克并未用名词加以表示，当然用不着表示出来，因为在街市的纷乱中人的面孔决不可能停留在记忆里，保留下来的只是些闪动的影象。布洛克写道：“人们的面孔显露出来，而又不时地移动着，很快就淹没在黑色的人群中。”
前人幻境中的世界，都在现代人的现实中实现了。在这音响和色彩剧烈的变幻中，幻境和现实生活的区别很难分辨。幻影已成为他们知觉的规范形式，神秘就隐藏在下垂的窗帘后面，也藏匿在街道昏暗的角落里。

恬静的气氛中——什么在隐藏着……
那里，某样东西在躲闪，在笑着，
什么在笑呢，我的呼吸吗？
或是窗外幻梦般的蔷薇色的春天？
或是光明正对我微笑？
或者不过是我正热恋着心上的？
只能这样猜测吗？这一切都解释了吗？

喜欢一切刺激神经的东西，喜欢一切病态地加强敏锐感觉的事物。诗人说：“在那幻术般的旋风和光线中，能够看到可怖而又美丽的幻影，夜——雪女王——在星辰飞旋的泡沫中拖曳着她漫长的裙裾；行将就木者砰然倒毙在喧嚣的街头；烈性饮料和红葡萄酒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让人耳聋，仿佛连残杀也听不到；又使人双目昏花，仿佛连死亡也看不见。”
布洛克所歌唱的世界和反映在神经质的都市人心中的世界，是完全相同的。都市居民的心灵不断被喧哗和光波冲击着，布洛克的诗歌恰好反映出这一点。
布洛克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的浪漫主义是新的浪漫主义。在旧的浪漫主义中，回响着大量的骑士刀剑的碰击声和哥特式教堂的祈祷的歌声。然而在布洛克的浪漫主义里，却充满马车、电车的声响和煤气灯、电灯的光芒。
布洛克在《美妇人之歌》中，把自己宗教性的渴望之情加以象征化，美妇人就如同朦胧的幻影似地在读者面前掠过，任何时代和民族都带来礼物赠给美妇人，可是她都一概拒绝了。她已成为融合整个人类恋爱苦恼的朦胧的象征，她没有固定的姓名，她又有所有的名字。

像往日变得苍白的幻想一样，
我记住了陌生的片言只语，
和面部的特征，
仿佛你居住的旧世界的一缕回声。
睫毛下隐藏着黄昏的
面色苍白的女人永远离去了，
在你身后有一只生长的独木舟，
像白天鹅似的飘浮，
独木舟后面是火一样的河流——
啊，我那不安的歌儿哟！

现代派诗人有种坏习气，就是超越诗歌所特定的界限，易坠入离奇怪诞和反复诉说的五里雾中。但布洛克却尚未失掉与人世的联系，他的诗充满了人世的音响和芳香，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在抒情悲剧《马戏团的排戏棚主人》中，布洛克把世界想成马戏团演戏的棚子，在这里看到的是虚拟的妇人、女王、贱民；听到的是地狱的音乐和小提琴忧怨的呻吟。尽管如此，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保持了特定的精神有机体的作用。典型的特定内心世界影响着他们，而且他们背后暗示着特定阶级的精神状态，这都是真实的。他描写人们的沉醉和无知，认为这就是洞察秘幽处的唯一途径。当诗人试图打开永恒的帷幕，从天上夺取新的秘密时，他实际上照亮以往人世间未知的角落。
然而，对我们来说，布洛克的诗歌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现代的图画。在这些画面里，捕捉着现代精神的复杂的形象。但是，由于多数人不可能在同等程度上感受他所描述的体验，这种意义上的现代精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和所有的诗人一样，把自己最接近、最熟悉的事物触发出来的精神幻象当作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然而，不论这里有多少谬误，都不足以贬低作为现代诗人的真诚自白的价值。用布洛克的话来说：现代都会人的精神，充满着来自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连续不断的印象，并且，在怀疑和矛盾中变得软弱，被漫长的忧伤苦闷所侵蚀。尽管这种苦闷令人倦怠，可一旦因欢乐而兴奋时，他们就会手舞足蹈、欢腾雀跃，不断创造着梦幻和传说，秘密和谜语。不仅如此，现代人对虚伪和天（ ）之间的差别不加分辨，存在着过多的认石为玉的迷梦。在这个时代里，真正的天才也容易为一时的成功所迷惑，不久就很快消声匿迹了。而幸运的是，我们的诗人布洛克还未曾误入这一歧途，他是个探索自己真实道路的诗人。

原载《今天》第二期   署名：支波

 

西德文学团体《四七社》简介

史康成  编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德出现了一大批年轻作家，他们以崭新的姿态和创作风格为德国文学增添了异彩。如著名的亨利希•标尔、冈特•格拉斯、西德弗里德•伦茨等，还有如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马丁•瓦尔泽、冈特•艾希、保罗•策兰、乌韦•约翰逊……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属于《四七社》。
《四七社》因成立于1947年而得名。当作家里希德和安德逊主办的杂志《呼喊》被美国占领军当局取缔后，人们为了互相介绍自己的作品成立了这个文学团体。《四七社》不是一个固定的作家组织，它每年聚会一次；除相互朗读自己的手稿外，还共同评论年轻作家的作品。《四七社》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有它推荐，所有的出版社都会为之打开大门。
这批作家关心现实的政治问题，他们作品的题材主要取材当代或近代生活，很少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战前，人们常常责备德国作家过于脱离政治，但今天肯定不会有人再这样说了。有人甚至认为，他们太“政治化”了。这批作家深刻体会到“政治是人民的良心”，因而用自己的笔为反对战争和促进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做出了贡献。
在他们的作品中，作家总是以明哲和嘲弄的态度对待现实。在小说的形式上，多采用内心独白手法。经常用“小人物”的经历、思想和他个人的决定来表达我们时代和我们生活种的重大题材。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而他们的状态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原载《今天》第二期  署名：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