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工作者

 

赵一凡(1935一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赵平生）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幼因病致残， 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文字改革、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 - 在文革中保存了地下文坛大量珍贵的文学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 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份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得以重见天日。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凡是现代诗歌默默的奉献者，受到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代青年诗群的普遍敬重和爱戴。

 

 

赵一凡其人与新诗歌运动 

一九七○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刘少奇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高潮。在一九七○年二月开展的全国“一打三反”运动，到一九七○年十一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0000多名，捕了284800多名。其中不少是冤假错案。一九七○年八月二十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就是一个典型错案。
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华汝协的《九级浪》、甘恢里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北京秘密活动著的文艺沙龙中，此时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开拓者以及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发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越一凡(1935—1988)原藉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十五年。上过三个月小学，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文字改革、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保存了地下文坛大量珍贵的文学资料。一九七五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份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部份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藉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发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一凡是现代诗歌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诗人的普遍敬重和爱戴。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他是个没有年龄的人，你说他二十岁也可以，说他四十也可以。人们对他愈接近，越会产生一种‘神秘感’。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四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六年。这期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最后里面穿上铜背心，恢复能够拄著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所以，也形成了不同常人的顽强。他的父亲赵平生，是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内挨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埠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家，也是个知识份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一次在上海她报考一待遇十分优厚的秘书职位，从几千人脱颖而出，被选中。因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一凡随父颠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西游记》、《三国演义》学来的。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就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他的父亲是一个特别正派的学者，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非常正统，信仰共产主义。读了很多马列的书。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也很正统，非常革命但又很‘右’。赵一凡在一九七三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的女儿与我交谈，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发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情。” 

五十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作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言的、语音的。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专家。他的文学和语言学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已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著大量的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传书”是促进“圈子”发展的一个“源动力”，也是青年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交换图书，交谈读书体会，是沙龙生活的内容之一。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书传播出去。他安排得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特别是七二年、七三年）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经常是某人ＸＸ时来我处取ＸＸ书，ＸＸ时间了、ＸＸ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又整齐。）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文革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如：《第四十一》等，后来又开始传阅“黄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由内店部书印刷发行，只供高干阅读，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方先锋艺术，介绍的目的自然是供批判。 

徐晓见到赵一凡是一九七二年。江青在一九七○年初，已经点名批判《相信未来》。此时在“沙龙”中弥漫著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徐晓于是读到第一本禁书。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才十七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是陕北插队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师，而且是人。” 

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发生交叉。赵一凡作为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 

郭路生和齐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能把它们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影响最大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