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緣起
原文
编余琐记 — 回忆76号
编余琐记 — 回忆76号
我到《今天》时，已经开始在印第二期了。
创刊号是李南寄给我的，那时还呆在插队的内蒙草原上，胡乱读书或到处闲逛。同时寄来的还有《探索》、《北京之春》等政论刊物，我已年届三十，不会再有热情和冲动，再说，读过《新阶级》之后，对本已淡漠的政治，只剩下了厌恶。说实话，看过《今天》创刊号后，并没有什么感觉，尤其对北岛和芒克这两个不见经传的笔名，怪怪的，也不知是何方尤物。
那年头的人都有好凑热闹的毛病，当年李南一定是说那里有点活儿，让去帮帮忙。于是，在办回北京的第三天，我就跟她去了76号。
一
有关这个地址和它的主人刘氏兄弟，多年来为人们所传诵，然而于我却有一份抹不掉的世俗的辛酸记忆，长久地萦绕在心头，这也是我三十年后来写《今天》琐记的缘由之一。
76号在北京并不算是最破旧的大杂院，但院落极深，格局又不像官邸或宅门。直到某一天，偶遇房管部门的人来查房，他在翻找图纸时嘟囔了一声“慧照寺后门”，我才恍悟，原来是庙宇！它的多重院落跨越两条胡同，前院的大殿早已拆掉盖楼，辟为小学校，后院存留的旧房应是僧舍。某位外省来京的造访者听到这段掌故后，大发思古之幽情，喟然叹道：“昔日僧侣们劳作和诵经之余的憩息所在，如今成了当代诗歌的滥觞之地……”。
大批的知青返城，使早已紧张的居民住房雪上加霜，这个院落里，没有比这更破旧的房屋了，京城俗谚云：“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即便如此，这一间半东厢房，对于当年大批的未婚知青们亦是弥足珍贵了。哥哥刘清的户口和工作单位都在外地，弟弟刘念春从山西插队恢复高考后就读北京师范大学，76号是他们寡居的老母亲栖身之所，她把房子让给了已成家的刘念春，自己住到女儿家中。我想，即便是在今日，对于老年人也是无奈之举吧。
李波是刘念春的元配妻子，回族。据我所知天方教人是很忌讳本族的女性和外族通婚的，更何况她父亲还曾担任位置较高的教职，为此父女反目，她毅然嫁给了念春。我到76号时，不知何故，念春和她的关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念春作主把他们的家让给了民刊使用。这个刚强的女人，为了维系这个家庭，居然在南城又收拾出一处居所，我曾到过那里，房屋更小更破，显然是那种“私搭乱建”的，我至今记不清那棵大槐树是在屋内还是屋外，但比76号更像个家庭，很温馨，还自制了当时很时髦的简易沙发，但还是没能唤回念春的心。
李波很少到76号来，所以大多数来客在高谈阔论时，是不会想到这里还有女主人的。我也只见过她两三次，待人挺和善，至少没给过我们这些人“脸子”看，在料理完私事后并不急着走，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别人谈论，有时还问上一两句。总之，我没看到通常离婚中的那些“前奏曲”，更没有让我们这些“闯入者”感到过难堪。
一年半后，空气萧索，在长驻于此的芒克搬离一个多月后，约好时间让我去76号找李波取一批信件。短短的几十天，一切又恢复了常态，我像走进一所陌生的院落，轻轻敲开那间熟悉的小屋，只有她自己在家，满脸洋溢着她们那个民族特有的健康和眼神。落座后，她交给我一沓信件，那是《今天》的最后一批读者来信，是李波收存的。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她帮助接待的最后一些来访者，那热烈的情绪使我暗暗吃惊，她丝毫没有流露出个人的哀怨，其实这与她毫不相干的一切，正该是她企盼尽早结束的噩梦。
在这间又复原为家庭的整洁的小屋里，我如坐针毡，我满面羞惭，耳根发烧，渐至听不清她讲些什么，我深深地垂下了头，只想对她说，替《今天》所有的人说：“大姐，对不起……”。
但我始终鼓不起勇气来，最后找了个借口，像个贼似的逃离了这个曾经轰轰烈烈的大院。
一两年后，我们也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小窝，我至今无法想像，自己会有可能把它托付给凶险的波涛。
李波长我几岁，如今应该是六十开外的老年人了。我无从知道更无法想象她日后的景况，只有在心中默祷她能回归自己的民族。我不谙天方教义，但我想像真主是仁慈的，她应该得到谅解和宽恕。《今天》的朋友们应该记住她。
当年《今天》的通讯地址使用刘念春的实名，是为了去邮局存取邮购款要出示证件，却曾经引起过许多读者的遐想，他们在来信中猜测：是为了规避个人麻烦？是对文学前途的憧憬而杜撰的假名……无论如何，这个名字也的确不符合国人取名时的用字习惯。
念春原名念椿。古代父母以两种最平凡的植物椿（树）和萱（草），作为自己的谦称，但念椿至今仍叫念春，恐怕是当初户籍人员或他自己的疏忽所致。念春的父亲在任民国时期美国驻华使馆高级雇员时，英年早逝，遗下子女（四人？），念春恐怕还在襁褓之中，故名念椿。其时正逢政权更迭，从他们母亲后来蜗居的这处小屋，和弟兄们的流离失所，可以想见这个家庭所遭受的一切。
我见过他们的母亲，她举止端庄高贵，总是默默无语，那是一种教养和磨难的集成。
晚年时，她曾获准出国探望子女，据说她有可能以前使馆雇员遗孀的身份移居国外，但她却依然回到了这块自她成年后便没有得到过安生的土地。
二
如前所述，我最初是以“帮工”的身份去76号凑热闹的，所以对76号的最初印象不可能带有一般文学爱好者的那种“朝圣”心理，也没有我的其他朋友所经历过的类似地下工作者接头般的神秘感，因为此时《今天》的活动已完全公开化了。多年以后，重读人们对76号的种种描述，感觉到越来越像一张渐渐变得模糊的老照片，惟有天津张小海那封来信，每次展读，76号的当年便清晰地跃然纸上，那感觉不是我能写出来的。这封信写成一篇散文，题目《讶》，署名：肖海。我曾把它编入《今天》十周年纪念册，但当时印刷条件所限，字迹模糊不清，无法卒读，现再次将其剪贴如下：
讶
淋着五月强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又踏上了北京的大街。今天我回来了，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乘卡车时坐麻了的双脚，沿着宽阔的长街向汽车站走去。不，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我和Ｂ君还是初次见面，虽然他的诗歌、小说好久以来，深深地打动着我的灵魂。和我想象中的Ｂ君一样：修长的身材，清秀但有些衰弱。眼角和鼻翼布撒了一些细碎的皱纹，显得苍白而深沉。一双与面貌不相称的手，结实、粗糙，紧握时一股凉意把含蓄的情感透入我的心中。没有热烈的言辞，也不用庸俗的客套，却有一种魅力牢牢地抓住了我――信赖！我即刻被打动了。
在Ｂ君的引领下，我来到尽人皆知的《今天》编辑部，所有不同角度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公开地址。但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一种神秘的感觉――就像童年去参加小学招生考试时那样――莫名其妙地安慰自己：“不要紧……”
下午时分非常安静的小街，几乎没有行人。在这街上的那个大杂院，少说也住有十几户人家。烈日当空的白天却静得像深夜似的。一个老妇人坐在阴影里剥着蒜苔（蒜薹），那青绿的梗子折断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我的耳鼓。
这是北京最普通的四合院。拥挤着低矮的随意搭建起来的住房、厨户及盛杂物的小篷（棚），形成了狭窄的小巷。三步右拐、两步左拐，迎面而来的掺合着厨房味、陈朽味及开水浇过的便盆味，使人不能忘记：这里有生命；这里运转着生活的中国人精神。
Ｂ君领我到深院里的东厢房。外面看去房子已经老朽不堪。灰皮斑斑驳驳，油漆剥落怡（殆）尽，露出了灰黄色的窗棂和门扇。我跨了进去。
这儿就是当今文学青年、大学生及部分老一代文艺家感到震动的编辑部，一间被隔成两间的简陋住宅：这儿就是阿波罗和他的九缪斯所恩宠的小屋，我梦中见到的神秘的“森林小屋”。一张旧八仙桌，一只难看的老柜子，柜的高头摞着的棉被几乎触到了房顶。就在这儿，几个青年人开辟出了一条新大路。被一幅自己用染（颜）料涂成窗帘遮得幽暗的里间，一叠叠纸张、印刷品规则地堆放着，空间散发出新鲜的油墨气味。垢迹浸蚀的窗帘，由红、黄、蓝、白组成抽象的图案，有三角形、箭头形的等等，把外面强烈的阳光筛成五彩的色块，唤起人的感官以生命的感觉。这所古老的小屋在凝固的外壳里面，有着怎样的生机呀！
Ｍ回来了。这就是那位用诗歌使人的灵魂震颤、骚乱的象征大师吗？高高的个子，一张生动的脸。不，他绝不是那种头发长披、神情颓丧的诗人，也不是那种戴着厚度眼镜的白面书生。你瞧，那两颗光洁的眼睛，啊，这双健壮的手；还有泼辣、豪侠的运动家气派，粗直的谈吐，这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我们的诗人……
在这样人的中间，你会情不自禁地激动，假如你有一个厚厚的矜持的外壳，也会被这潮水般的感情打碎，何况你又是个年轻人。但是，我却要离开了。时间，这个严厉的法官就是这样宣判的：告别……
我离开北京时已是暮色苍茫。鲜艳的晚霞像一面镶着金边的红帷幕，斜挂在天际。灰蒙蒙的大地上，自行车的铁流涌进城里，我却告别了，告别了我出生、成长的古城。整齐排列的大杨树像绿色的屏障，树叶上闪着最后的金星隔断了我的视线。再见！我昨天和今天的城市，我的朋友，明天，那里的天是否还蓝？
80年5月26日 初草
6月 5日 二稿
肖海
张小海是某著名剧作家之子，其父多年前被迫害（致死？）。他不定期的来京，到76号坐坐。八〇年夏，法国驻华使馆举办国庆日活动，除例行邀请各界名流，经使馆高级雇员白天祥先生斡旋，带进去不少民刊人员。适逢小海来京，也跟着去了。法兰西也真是个好热闹的民族，那天使馆大院内挤满了人，自助餐桌上放满了食物和饮料，这可是在一九八〇年啊。人们都很兴奋，但不疯狂，甚至有些拘谨，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吃喝和小声谈笑着，只有那些年轻的外国人，当迪斯科乐曲奏起时畅然起舞。
像一阵微风拂过，一个消息很快地传布开来：某著名电影导演正在和一群追随者们闲扯，张小海脸色阴沉地走到面前，轻轻地抽了他两个耳光，然后离去。事后芒克告诉我，那天导演的儿子在会场的另一处，当好事者把这一消息传给他时，他淡淡地甩出一句：“不知道老头子对人家做什么缺德事了！”
人们短暂的惊愕很快地淹没在节日的欢乐之中，只有马德升在酒精的刺激下，拄着双拐到处飞奔，他那身涤卡军装像一股绿色的旋风，逢人便喊：“打得好！打得好……看什么，一会连你们外国人一块儿打！”舞场上的乐曲越来越欢快和震撼，渐渐地，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卷入这狂欢的浪潮。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张小海，也不知他今在何方。那天我也尝到了洋酒的厉害，午夜归来时，芒克被我摔倒在76号门前的煤堆上。
三
像这样放松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窝在76号的小屋里干活。
《今天》（双月刊）总共发行了九期，其间增发四本《丛书》，停刊后又印了三本《内部交流资料》，总计16开本1008页，每种印数为1000册。这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使用手推式油印机（后来改为手摇），在8开纸上（即晚报的半版）正反两面油印4页，工作量约50多万个印张，总用纸量为25万张；印完后要把每个印张对折，按页码分拣成册，装订后粘上封面，还要用手捋出有棱角的书脊，再用裁相纸的切刀，将每边多余的部分逐册切齐，最后盖上期号和定价图章，其中将近半数的刊物要按印刷品邮寄要求，包装后填写地址姓名发往全国各地。
如果刊物中有插页，比如第一期（创刊号）和第五期里马德升的木刻、第二期里张岚的摄影作品《秋之魂》，全部使用原版木刻和相纸洗印的原作。这项工作我没有参与过，我见到时已经是经过筛选的成品，然后逐一粘贴到预留的空位。一千多张照片是张玉萍（她那时还在三里屯照相馆上班）和黄锐日夜兼程洗印的。版画很可能是马德升一个人干的，老马不事张扬，干起活来不要命。第三期（诗歌专刊）上艾未未配的十二个小插图，则是在印台上刷油墨，像盖戳子那样一个一个摁上去的，这一万两千多个小插图，芒克带着人也不知道干了多少天。窄小的76号像一处蕴藏着巨大能量的引力场，所有来的人都会被这里的工作气氛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拿起书页，《今天》杂志巨大的工作量就是靠这一点一滴的劳动积累而成。
那天我一进门就被人当作师傅似的让进了里面那个不足四平米卧室兼库房的工作间，掀去被褥的床板上安放着一台两个木框组成的油印机，我从没干过誊印这一行，“文化大革命”时印小报也没轮上过我干，这时我的“前任”不知溜到哪里去了，我只得硬着头皮，拿起墨辊开练。十几年的插队生活养就了我干什么活儿都想无师自通的坏习气，我安下心来装作个内行，一边慢慢地调着油墨，又反复调整蜡版位置，一边琢磨这活儿该怎么干。终于印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印张。
几天后我对这项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已经熟悉了，印出的东西还算让人满意，按照惯例，我应该在技术上稍加指导，把这摊事儿移交给他们的正式工作人员，然后离开这我不熟悉的一切。我刚回北京没几天，有许多自己的事情要做，我要去寻找失散多年的亲友，还要尽快找到赖以谋生的工作……
76号人来人往，大家都很忙，手头的活儿使我无暇他顾，只有“猴子”（别人都这样叫他，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有着怪笔名的诗人芒克）整天在一旁帮我整理和添放纸张，他在整理印好的书页时，诚心诚意地奉承几句，土里土气的赞叹：“嘿，真真着（北京土话：真清楚）！”
我渐渐干熟练了，也开始欣赏眼前翻过的一幅幅整洁清晰的印张，却没有兴趣关注其中的内容，仅仅是为了校正版面，才盯住边缘的词句看上两眼。无意中，两行熟悉的诗句出现在眼前：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
我的心一阵紧缩，它触动了我记忆中最沉重的部分。那天正好北岛在外间屋（如前所述，当时不知身旁芒克的身份），我怯生生地拿着印张去问他：
“请问，您知道这位作者现在哪儿？”（我始终保持着老北京的习惯：对不熟悉的人称您）
“怎么，你认识他？”
“嗯，是我同学……刘自立。”
“不，是老郭，”北岛善意地微笑，“他下午来，你会见到的。”
许多天之后我才知道：这首文革中著名的的地下诗歌《相信未来》和它的作者拥有不可胜数的版本和传说，堪称中外诗歌史上的奇迹。
郭路生来了，不是我想象中情感细腻心灵脆弱的诗人，那发茬极短的平头，穿着比当时单调的服装还要土气，面对人们的仰慕和激赏，他拘谨无措一如老农。只是在谦卑地请求大家听他朗诵近作时，才呈现给人们他作为诗人的全部。
数月后我找到分别多年的刘自立并约北岛去拜访他，从第五期开始在《今天》上发表他风格独特的作品。
编余琐记 — 回忆76号
我到《今天》时，已经开始在印第二期了。
创刊号是李南寄给我的，那时还呆在插队的内蒙草原上，胡乱读书或到处闲逛。同时寄来的还有《探索》、《北京之春》等政论刊物，我已年届三十，不会再有热情和冲动，再说，读过《新阶级》之后，对本已淡漠的政治，只剩下了厌恶。说实话，看过《今天》创刊号后，并没有什么感觉，尤其对北岛和芒克这两个不见经传的笔名，怪怪的，也不知是何方尤物。
那年头的人都有好凑热闹的毛病，当年李南一定是说那里有点活儿，让去帮帮忙。于是，在办回北京的第三天，我就跟她去了76号。
一
有关这个地址和它的主人刘氏兄弟，多年来为人们所传诵，然而于我却有一份抹不掉的世俗的辛酸记忆，长久地萦绕在心头，这也是我三十年后来写《今天》琐记的缘由之一。
76号在北京并不算是最破旧的大杂院，但院落极深，格局又不像官邸或宅门。直到某一天，偶遇房管部门的人来查房，他在翻找图纸时嘟囔了一声“慧照寺后门”，我才恍悟，原来是庙宇！它的多重院落跨越两条胡同，前院的大殿早已拆掉盖楼，辟为小学校，后院存留的旧房应是僧舍。某位外省来京的造访者听到这段掌故后，大发思古之幽情，喟然叹道：“昔日僧侣们劳作和诵经之余的憩息所在，如今成了当代诗歌的滥觞之地……”。
大批的知青返城，使早已紧张的居民住房雪上加霜，这个院落里，没有比这更破旧的房屋了，京城俗谚云：“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即便如此，这一间半东厢房，对于当年大批的未婚知青们亦是弥足珍贵了。哥哥刘清的户口和工作单位都在外地，弟弟刘念春从山西插队恢复高考后就读北京师范大学，76号是他们寡居的老母亲栖身之所，她把房子让给了已成家的刘念春，自己住到女儿家中。我想，即便是在今日，对于老年人也是无奈之举吧。
李波是刘念春的元配妻子，回族。据我所知天方教人是很忌讳本族的女性和外族通婚的，更何况她父亲还曾担任位置较高的教职，为此父女反目，她毅然嫁给了念春。我到76号时，不知何故，念春和她的关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念春作主把他们的家让给了民刊使用。这个刚强的女人，为了维系这个家庭，居然在南城又收拾出一处居所，我曾到过那里，房屋更小更破，显然是那种“私搭乱建”的，我至今记不清那棵大槐树是在屋内还是屋外，但比76号更像个家庭，很温馨，还自制了当时很时髦的简易沙发，但还是没能唤回念春的心。
李波很少到76号来，所以大多数来客在高谈阔论时，是不会想到这里还有女主人的。我也只见过她两三次，待人挺和善，至少没给过我们这些人“脸子”看，在料理完私事后并不急着走，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别人谈论，有时还问上一两句。总之，我没看到通常离婚中的那些“前奏曲”，更没有让我们这些“闯入者”感到过难堪。
一年半后，空气萧索，在长驻于此的芒克搬离一个多月后，约好时间让我去76号找李波取一批信件。短短的几十天，一切又恢复了常态，我像走进一所陌生的院落，轻轻敲开那间熟悉的小屋，只有她自己在家，满脸洋溢着她们那个民族特有的健康和眼神。落座后，她交给我一沓信件，那是《今天》的最后一批读者来信，是李波收存的。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她帮助接待的最后一些来访者，那热烈的情绪使我暗暗吃惊，她丝毫没有流露出个人的哀怨，其实这与她毫不相干的一切，正该是她企盼尽早结束的噩梦。
在这间又复原为家庭的整洁的小屋里，我如坐针毡，我满面羞惭，耳根发烧，渐至听不清她讲些什么，我深深地垂下了头，只想对她说，替《今天》所有的人说：“大姐，对不起……”。
但我始终鼓不起勇气来，最后找了个借口，像个贼似的逃离了这个曾经轰轰烈烈的大院。
一两年后，我们也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小窝，我至今无法想像，自己会有可能把它托付给凶险的波涛。
李波长我几岁，如今应该是六十开外的老年人了。我无从知道更无法想象她日后的景况，只有在心中默祷她能回归自己的民族。我不谙天方教义，但我想像真主是仁慈的，她应该得到谅解和宽恕。《今天》的朋友们应该记住她。
当年《今天》的通讯地址使用刘念春的实名，是为了去邮局存取邮购款要出示证件，却曾经引起过许多读者的遐想，他们在来信中猜测：是为了规避个人麻烦？是对文学前途的憧憬而杜撰的假名……无论如何，这个名字也的确不符合国人取名时的用字习惯。
念春原名念椿。古代父母以两种最平凡的植物椿（树）和萱（草），作为自己的谦称，但念椿至今仍叫念春，恐怕是当初户籍人员或他自己的疏忽所致。念春的父亲在任民国时期美国驻华使馆高级雇员时，英年早逝，遗下子女（四人？），念春恐怕还在襁褓之中，故名念椿。其时正逢政权更迭，从他们母亲后来蜗居的这处小屋，和弟兄们的流离失所，可以想见这个家庭所遭受的一切。
我见过他们的母亲，她举止端庄高贵，总是默默无语，那是一种教养和磨难的集成。
晚年时，她曾获准出国探望子女，据说她有可能以前使馆雇员遗孀的身份移居国外，但她却依然回到了这块自她成年后便没有得到过安生的土地。
二
如前所述，我最初是以“帮工”的身份去76号凑热闹的，所以对76号的最初印象不可能带有一般文学爱好者的那种“朝圣”心理，也没有我的其他朋友所经历过的类似地下工作者接头般的神秘感，因为此时《今天》的活动已完全公开化了。多年以后，重读人们对76号的种种描述，感觉到越来越像一张渐渐变得模糊的老照片，惟有天津张小海那封来信，每次展读，76号的当年便清晰地跃然纸上，那感觉不是我能写出来的。这封信写成一篇散文，题目《讶》，署名：肖海。我曾把它编入《今天》十周年纪念册，但当时印刷条件所限，字迹模糊不清，无法卒读，现再次将其剪贴如下：
讶
淋着五月强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又踏上了北京的大街。今天我回来了，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乘卡车时坐麻了的双脚，沿着宽阔的长街向汽车站走去。不，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我和Ｂ君还是初次见面，虽然他的诗歌、小说好久以来，深深地打动着我的灵魂。和我想象中的Ｂ君一样：修长的身材，清秀但有些衰弱。眼角和鼻翼布撒了一些细碎的皱纹，显得苍白而深沉。一双与面貌不相称的手，结实、粗糙，紧握时一股凉意把含蓄的情感透入我的心中。没有热烈的言辞，也不用庸俗的客套，却有一种魅力牢牢地抓住了我――信赖！我即刻被打动了。
在Ｂ君的引领下，我来到尽人皆知的《今天》编辑部，所有不同角度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公开地址。但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一种神秘的感觉――就像童年去参加小学招生考试时那样――莫名其妙地安慰自己：“不要紧……”
下午时分非常安静的小街，几乎没有行人。在这街上的那个大杂院，少说也住有十几户人家。烈日当空的白天却静得像深夜似的。一个老妇人坐在阴影里剥着蒜苔（蒜薹），那青绿的梗子折断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我的耳鼓。
这是北京最普通的四合院。拥挤着低矮的随意搭建起来的住房、厨户及盛杂物的小篷（棚），形成了狭窄的小巷。三步右拐、两步左拐，迎面而来的掺合着厨房味、陈朽味及开水浇过的便盆味，使人不能忘记：这里有生命；这里运转着生活的中国人精神。
Ｂ君领我到深院里的东厢房。外面看去房子已经老朽不堪。灰皮斑斑驳驳，油漆剥落怡（殆）尽，露出了灰黄色的窗棂和门扇。我跨了进去。
这儿就是当今文学青年、大学生及部分老一代文艺家感到震动的编辑部，一间被隔成两间的简陋住宅：这儿就是阿波罗和他的九缪斯所恩宠的小屋，我梦中见到的神秘的“森林小屋”。一张旧八仙桌，一只难看的老柜子，柜的高头摞着的棉被几乎触到了房顶。就在这儿，几个青年人开辟出了一条新大路。被一幅自己用染（颜）料涂成窗帘遮得幽暗的里间，一叠叠纸张、印刷品规则地堆放着，空间散发出新鲜的油墨气味。垢迹浸蚀的窗帘，由红、黄、蓝、白组成抽象的图案，有三角形、箭头形的等等，把外面强烈的阳光筛成五彩的色块，唤起人的感官以生命的感觉。这所古老的小屋在凝固的外壳里面，有着怎样的生机呀！
Ｍ回来了。这就是那位用诗歌使人的灵魂震颤、骚乱的象征大师吗？高高的个子，一张生动的脸。不，他绝不是那种头发长披、神情颓丧的诗人，也不是那种戴着厚度眼镜的白面书生。你瞧，那两颗光洁的眼睛，啊，这双健壮的手；还有泼辣、豪侠的运动家气派，粗直的谈吐，这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我们的诗人……
在这样人的中间，你会情不自禁地激动，假如你有一个厚厚的矜持的外壳，也会被这潮水般的感情打碎，何况你又是个年轻人。但是，我却要离开了。时间，这个严厉的法官就是这样宣判的：告别……
我离开北京时已是暮色苍茫。鲜艳的晚霞像一面镶着金边的红帷幕，斜挂在天际。灰蒙蒙的大地上，自行车的铁流涌进城里，我却告别了，告别了我出生、成长的古城。整齐排列的大杨树像绿色的屏障，树叶上闪着最后的金星隔断了我的视线。再见！我昨天和今天的城市，我的朋友，明天，那里的天是否还蓝？
80年5月26日 初草
6月 5日 二稿
肖海
张小海是某著名剧作家之子，其父多年前被迫害（致死？）。他不定期的来京，到76号坐坐。八〇年夏，法国驻华使馆举办国庆日活动，除例行邀请各界名流，经使馆高级雇员白天祥先生斡旋，带进去不少民刊人员。适逢小海来京，也跟着去了。法兰西也真是个好热闹的民族，那天使馆大院内挤满了人，自助餐桌上放满了食物和饮料，这可是在一九八〇年啊。人们都很兴奋，但不疯狂，甚至有些拘谨，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吃喝和小声谈笑着，只有那些年轻的外国人，当迪斯科乐曲奏起时畅然起舞。
像一阵微风拂过，一个消息很快地传布开来：某著名电影导演正在和一群追随者们闲扯，张小海脸色阴沉地走到面前，轻轻地抽了他两个耳光，然后离去。事后芒克告诉我，那天导演的儿子在会场的另一处，当好事者把这一消息传给他时，他淡淡地甩出一句：“不知道老头子对人家做什么缺德事了！”
人们短暂的惊愕很快地淹没在节日的欢乐之中，只有马德升在酒精的刺激下，拄着双拐到处飞奔，他那身涤卡军装像一股绿色的旋风，逢人便喊：“打得好！打得好……看什么，一会连你们外国人一块儿打！”舞场上的乐曲越来越欢快和震撼，渐渐地，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卷入这狂欢的浪潮。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张小海，也不知他今在何方。那天我也尝到了洋酒的厉害，午夜归来时，芒克被我摔倒在76号门前的煤堆上。
三
像这样放松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窝在76号的小屋里干活。
《今天》（双月刊）总共发行了九期，其间增发四本《丛书》，停刊后又印了三本《内部交流资料》，总计16开本1008页，每种印数为1000册。这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使用手推式油印机（后来改为手摇），在8开纸上（即晚报的半版）正反两面油印4页，工作量约50多万个印张，总用纸量为25万张；印完后要把每个印张对折，按页码分拣成册，装订后粘上封面，还要用手捋出有棱角的书脊，再用裁相纸的切刀，将每边多余的部分逐册切齐，最后盖上期号和定价图章，其中将近半数的刊物要按印刷品邮寄要求，包装后填写地址姓名发往全国各地。
如果刊物中有插页，比如第一期（创刊号）和第五期里马德升的木刻、第二期里张岚的摄影作品《秋之魂》，全部使用原版木刻和相纸洗印的原作。这项工作我没有参与过，我见到时已经是经过筛选的成品，然后逐一粘贴到预留的空位。一千多张照片是张玉萍（她那时还在三里屯照相馆上班）和黄锐日夜兼程洗印的。版画很可能是马德升一个人干的，老马不事张扬，干起活来不要命。第三期（诗歌专刊）上艾未未配的十二个小插图，则是在印台上刷油墨，像盖戳子那样一个一个摁上去的，这一万两千多个小插图，芒克带着人也不知道干了多少天。窄小的76号像一处蕴藏着巨大能量的引力场，所有来的人都会被这里的工作气氛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拿起书页，《今天》杂志巨大的工作量就是靠这一点一滴的劳动积累而成。
那天我一进门就被人当作师傅似的让进了里面那个不足四平米卧室兼库房的工作间，掀去被褥的床板上安放着一台两个木框组成的油印机，我从没干过誊印这一行，“文化大革命”时印小报也没轮上过我干，这时我的“前任”不知溜到哪里去了，我只得硬着头皮，拿起墨辊开练。十几年的插队生活养就了我干什么活儿都想无师自通的坏习气，我安下心来装作个内行，一边慢慢地调着油墨，又反复调整蜡版位置，一边琢磨这活儿该怎么干。终于印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印张。
几天后我对这项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已经熟悉了，印出的东西还算让人满意，按照惯例，我应该在技术上稍加指导，把这摊事儿移交给他们的正式工作人员，然后离开这我不熟悉的一切。我刚回北京没几天，有许多自己的事情要做，我要去寻找失散多年的亲友，还要尽快找到赖以谋生的工作……
76号人来人往，大家都很忙，手头的活儿使我无暇他顾，只有“猴子”（别人都这样叫他，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有着怪笔名的诗人芒克）整天在一旁帮我整理和添放纸张，他在整理印好的书页时，诚心诚意地奉承几句，土里土气的赞叹：“嘿，真真着（北京土话：真清楚）！”
我渐渐干熟练了，也开始欣赏眼前翻过的一幅幅整洁清晰的印张，却没有兴趣关注其中的内容，仅仅是为了校正版面，才盯住边缘的词句看上两眼。无意中，两行熟悉的诗句出现在眼前：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
我的心一阵紧缩，它触动了我记忆中最沉重的部分。那天正好北岛在外间屋（如前所述，当时不知身旁芒克的身份），我怯生生地拿着印张去问他：
“请问，您知道这位作者现在哪儿？”（我始终保持着老北京的习惯：对不熟悉的人称您）
“怎么，你认识他？”
“嗯，是我同学……刘自立。”
“不，是老郭，”北岛善意地微笑，“他下午来，你会见到的。”
许多天之后我才知道：这首文革中著名的的地下诗歌《相信未来》和它的作者拥有不可胜数的版本和传说，堪称中外诗歌史上的奇迹。
郭路生来了，不是我想象中情感细腻心灵脆弱的诗人，那发茬极短的平头，穿着比当时单调的服装还要土气，面对人们的仰慕和激赏，他拘谨无措一如老农。只是在谦卑地请求大家听他朗诵近作时，才呈现给人们他作为诗人的全部。
数月后我找到分别多年的刘自立并约北岛去拜访他，从第五期开始在《今天》上发表他风格独特的作品。
